南昌起义最让我感动 天心圩就剩下800人 果然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靠自愿

【南昌起义·朱德】
1. 蒋介石几乎是不加怀疑地认为：共产党垮掉了。当初他在黄埔军校规劝学生们信仰三民主义的时候也算苦口婆心，不厌其烦，现在面对潮水一样的“投诚者”，他连见都不要见。 那是蒋总司令空前成功的一年。紧接着海陆丰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又相继被镇压，他更认为共产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基本被消灭，剩下钻山为“匪”的小股队伍已不足为患了。 于是他腾出手来，1927年下半年到1930年下半年，收拾张作霖、张宗昌，收拾唐生智、李宗仁，收拾冯玉祥、阎锡山，三年时间用于军阀混战。
2. 湖南总工会委员长、湖南省委代书记郭亮的头颅被高悬在长沙城门口示众之时，鲁迅就说过：“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的”，“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 蒋介石不懂这些。所以他万万想不到，在其军事力量空前壮大、政治权势空前膨胀的这三年，那些被他驱赶到偏远山区的星星之火，却成为他真正的、最终的掘墓人。 最先惊醒他的，是计划“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李立三。
3. 第一枪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城头打响。 第一枪打得如此响亮。1955年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和十位大将中，八位元帅和六位大将与南昌起义紧紧相连。八位元帅是：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林彪、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六位大将是：陈赓、粟裕、许光达、张云逸、谭政、罗瑞卿。颇值得历史记载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中的五位、十位大将中的六位，1927年都集中在第二方面军内。一支旧式军队内，竟然集中如此众多未来新型军队的高级将领，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一种罕见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虽然共产党人当时还未能直接掌握军队，但对武装斗争并非毫无准。
4. 贺龙寻找共产党经过了长期过程。1923年，时任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的贺龙问他的参谋刘达五：“我走的路子对吗？”刘达五答：“你常讲要为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路子不对？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天下来，你也还在摸夜路呀！” 贺龙说：“你说对了。清朝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还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场一方。我们在四川打了三年，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四川老百姓。中国地方这么大，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可是困难哪，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够收拾？”
5.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的红卫兵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不应该是8月1日，而应该是秋收起义的9月9日，或三湾改编的9月30日。 这不仅仅是要把八一军徽改成九九军徽或九三○军徽的问题。这些初出茅庐便以为历史是自己写就的红卫兵，轻率在根本不清楚南昌暴动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不清楚中国人民解放军如此多的高级将领与这场暴动紧紧相连。
6. 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后来在上海写了一份《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向中央陈述当时情况：“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南昌起义在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立政治指导员。这一体制到1927年10月月底崩溃。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只剩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 军事干部也是如此。在天心圩不仅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离队，七十三团团长黄浩声、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也离开了部队。师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一个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
7.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还说：“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陈毅后来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 什么叫力挽狂澜？这就叫力挽狂澜。 朱德的话语中已经包含两条政治纲领：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后来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基础。
8. 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编一个士兵支队，辖三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剩下一门82迫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关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的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 这就是全部家底。 可以想象在当时的条件下，天心圩留下来的这800人的队伍中，没有几人能想到共产党人22年后夺取全国政权。但每一个自愿留下来的人，内心深处都从朱德、陈毅、王尔琢身上感受到了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信念。 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重要基础，战斗力的核心。蒋介石兵败大陆，其军事力量主要被歼于东北战场和华东战场。指挥东野的林彪，指挥华野的粟裕，1927年10月皆站在天心圩被朱德稳定下来的800人队伍中。
9. 粟裕回忆说，当时队伍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隘口，受敌阻击。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是朱德而不是别人，为这支失败的队伍杀出了一条血路。 对这支队伍的战略战术，朱德也作出了极大贡献。天心圩整顿后，他便开始向部队讲授新战术，讲授正规战如何向游击战发展。
10. 1925年7月，他从德国到苏联的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几个月后去莫斯科郊外一个叫莫洛霍夫卡的村庄接受军事训练。受训的有四十多名来自法国、德国的中国革命者，主要学习城市巷战、游击战的战术。教官大多是苏联人，也有来自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的革命者。朱德当队长。教官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他回答：“我的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 十六字诀游击战术的核心出现了。
11. 历史又正因为不可预测，所以才充满机会。 面对不可预测的历史，能够凭借的，只有自身的素质与信念。领导者的素质与信念，最终汇聚成历史的自觉。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给予个人的机会极其有限。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 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个人如此，集团、国家同样如此。能够在关键时刻支持领导者做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史自觉，不但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更为见风使舵者、见利忘义者、投机取巧者所永远无法获得。当年的造反派，现在也白发苍苍了。那位见总司令不起立的人，白发苍苍了也许还不知道，1928年4月朱、毛井冈山会师时，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地换下穿惯的长布衫，找人连夜赶做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整整齐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
1.1928年9月，红五军取消团、连番号，编为五个大队和一个特务队。在三个多月的转战中，部队减员一千余人，张荣生、李力英等骨干牺牲，意志薄弱者或投机者也相继离队或叛变。四团团长陈鹏飞忍受不了艰苦，告辞还家。四大队长李玉华以打民团为由，拉着全队逃之夭夭。一大队长雷振辉在彭德怀集合部队讲话时，突然夺过警卫员薛洪全的手枪，瞄准彭德怀就要开枪。 在众人皆惊呆的千钧一发之际，新党员黄云桥一手扳倒雷振辉，一手拔枪，将雷击毙。 彭德怀面不改色，继续讲话。他说，我们起义是为了革命，干革命就不能怕苦，也不能怕流血牺牲，今天谁还想走，可以走。又说，就是剩我彭德怀一个人，爬山越岭也要走到底。
2. 有人说大智才能产生大勇。彭德怀则是大勇产生大智。
3. 对敌斗争狠、毫不留情，是彭德怀一大特点。红三军团善攻坚，善打硬仗，在恶劣条件下也具有坚强的战斗力，无一不打上彭德怀的烙印。他与何键血战，与蔡廷锴血战，与陈诚血战，与蒋鼎文血战，与每一个深入苏区的敌军将领血战。哪一个国民党将领，也没有被他放在眼里。 对自己的战友却不然。 例如对林彪。 1929年年初，彭德怀率部坚守井冈山，部队损失很大。4月与红四军会合后，根据彭德怀的要求，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调拨部分干部和枪支补充彭德怀部。 林彪调给了彭德怀一部分坏枪。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林彪。 彭德怀却并不念念不忘这类事情。
4. 作为一位著名战将，彭德怀还有一大特点：终生不改其本色。一挑水农民正在树下歇息，中年人笑呵呵走近问：‘你给家里挑水啦，我想喝你几口水行吗？’农民说：‘你尽量喝吧。’中年人便倾下身去，从桶里狠喝了几口水，然后谢过农民，继续赶路。路边坐的俘虏中有认出中年人者，指背影说：‘那就是彭德怀，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其他国民党将校俘虏大惊失色，起来呆视半晌，直到背影不见，感慨万分地挤出一句话：‘他们怎能不胜利！我们怎能不失败’！” 对彭德怀来说，爱他的、恨他的、敬他的、毁他的都应记住这句话：本色最无敌。彭德怀与林彪相较，说勇林不如彭，说谋彭不如林。彭德怀是一团火，一团从里烧到外、随时准备摧枯拉朽的烈火；林彪则是一潭水，一潭深不可测却含而不露的静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且不瞬”，前半句可形容彭，后半句可形容林。彭、林配合，相得益彰，成为毛泽东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十分得力的左膀右臂。
5. 那是一个到处都有激情像干柴一样燃烧的时代。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都是一次对历史的颠倒，也是一次对人们原本位置的颠倒。这种现象尤其多见：出身富家的加入了共产党，为穷人争天下；出身贫苦者却加入国民党，为富人保江山。 蔡廷锴就属于后者。 1927年8月1日，他被迫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虽然担任了南下部队左翼总指挥，但他是不情愿的。部队至进贤县，他便乘混乱之机清理掉队伍里的共产党员，脱离了起义军。
6. 何应钦碰了钉子，张静江便出马，约蔡廷锴在杜月笙家面谈。张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望体念中央意旨，避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 蔡廷锴一听这话，脖子一挺说，上海是中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帝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张先生也是中国人，请接纳此意，向蒋总司令报告。 有蒋介石老师之称的张静江，平素在国民党圈子内颇具权威，却在这个敢死队出身的蔡廷锴面前闹了个大红脸。 “九一八”事变留给中国人的是屈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词曲悲切，事实却更悲切：19万东北军面对19000关东军，不战而退。丢了东三省，张学良向全国老百姓交代的，仅凭手中一纸蒋介石的不抵抗电报。“一二八”事变却让日本人看到了抗争。日本人面前不再是张学良，是敢死的蔡廷锴。遵令撤退的张学良，不得不在国人一片指责声中，出国“考察”。 违令抗战的蔡廷锴，蒋介石却不得不在他胸前挂上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7. 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紧要的关头只有几步。可以引申为形容一个党。党的历史虽然漫长，但紧要的关头，也只有几步。中共党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步，莫过于出发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最深重的苦难与最耀眼的辉煌，皆出自于此。 被誉为里程碑的遵义会议，也是长征路上的里程碑，是长征的产物。四渡赤水、突破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这些史诗般的壮举皆是长征一步一步的过程。甚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很大程度上也是红军长征的结果。
8. 历史应该记下颇具中国特色的这一笔：攻占中央苏区红色首都瑞金的国民党东路军第十师、第三十六师，指挥官都是前共产党员。 第十师师长李默庵，黄埔一期毕业，毕业后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 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黄埔一期毕业，也是毕业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两人的入党时间都在1925年，都与黄埔一期中大名鼎鼎的共产党人陈赓关系极深。初入黄埔时，见到广州一些腐败现象，他还气愤地发誓：不当官，要革命。现在正式加入国民党行列，他已经不想革命，而要当官了。李默庵1949年8月13日在香港与44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通电起义，斥责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大陆撤退时，他被冠以“擅自撤退平谭岛，有亏职守”罪名，判处12年有期徒刑。释放后闲居台北郊区新店，一无职业，二无专长，生活艰难。当年威名赫赫的黄埔一期“山东三李”之一，只能每日三餐以辣椒盐水蘸馒头，抽烟的钱都要向昔日旧部借讨。 他1974年在极度贫穷中病故，台湾无一张报纸发表只言片语的报道。
9. 蒋介石学曾国藩，陈济棠却敬洪秀全。他从小笃信阴阳命相，曾用高价购买花县芙蓉峰洪秀全的祖坟，以安葬其母亲的骸骨，说是出天子的圣地。他后来还专门派其兄陈维周到南京见蒋介石，名为述职，实则看蒋的相格气运，甚至去了奉化察看蒋介石祖坟的风水。陈维周回来后，兴高采烈地对陈济棠说，蒋的祖坟不如芙蓉嶂的龙势远甚。 蒋不知道他这颗棋子竟派人相过他的祖坟，而且还想当天王。 想当天王的陈济棠从广东陆军小学毕业时，成绩却是最后一名。操正步更是他一大难关，老操不好。每逢校阅，他都被留在室内搞卫生。毕业庆典时，同学们都向成绩名列榜首的梁安邦祝酒，认为他前途远大。梁也十分得意，说：“大家都有办法，除了伯南以外。”伯南是陈济棠的字。旁边有人说：“不要小看陈济棠，他可能比别人走得更远。”喝得醉醺醺的梁安邦说：“伯南如能出人头地，我给他捧靴！”陈只有在一旁面红耳赤，默不做声。 陆军小学最后一名的陈济棠，后来却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第一名梁安邦真的给他捧了8年靴——直到陈济棠下台，一直在他手下做交通团长。 陈济棠就是以这种极具韧性而且捉摸不定的特性，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坛的。 他知道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所以能够取代李济深，因为他拥蒋反桂，比李亲蒋。
10. 白、蒋关系是民国史上的一只万花筒。战场上同生共死的关系瞬间就变成兵戎相见的关系；政坛上相依为命的关系眨眼就转为你死我活的关系。
11. 陈济棠的核心，是让中央红军不要入粤。达成协议后，他明白了红军之意也不在进入粤境，便将协议传达到了旅以上粤军军官，告知红军只是借路西行，保证不侵入广东境内，又考虑到协议不便下达给团，怕下面掌握不好，于是增加一道命令，要求下面做到“敌不向我射击，不许开枪；敌不向我袭来，不准出击”。为了保密，协议没有形成文本，双方代表将协议各自记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 大多数冠冕堂皇的正式协议，都是为破裂翻脸后谁承担多少责任而准备的。那些精美的烫金的签字的公证的鉴证的文本，在非常时刻，甚至不如一个会意的眼神。 真正起作用的，是默契。 默契的基础，则是利益相符。蒋介石将陈济棠当棋子用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这颗棋子具有如此多捉摸不定的特性。所以在陈的防区内，红军前锋部队能够以每天近百余里的急行军速度开辟通路。红军后队能作搬家式、甬道式的前进，把坛坛罐罐一直保留到了湘江边。 陈不让路，便不可能。 所以50年过去，邓小平在北京还夸赞陈济棠。
12. 国防大学副教育长谭恩晋谈起来感慨万千：“我1947年在北平入党时，就是一个晚上被叫到城墙根底下，只问了我一句：‘怕不怕死？’我说：‘不怕！'负责发展党员的那位同志说：‘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那个年代令听者，说者，都很感慨。 当时的回答没有今天这么复杂。只须：怕，或是：不怕。 虽很简单，却很严酷。确是一句顶一万句。 这是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把生命和热血留给自己还是交给党的抉择。 生命只有一次。生活多么美好。还有什么比生死考验更大的考验呢？
13. 这些叛徒在叛变前，虽各有各的方式和嘴脸，但往往都很“左”。敌人真的来了，他没有决一死战。 很左的人一瞬间突然变得很右，中国革命中至今不乏此例。 所有叛变中，最为严重的还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的叛变。为什么共产党人最恨叛徒。从“四一二”反革命屠杀中过来的人们，深知在危难时刻叛变现象的不可避免和巨大危害。预见到这一刻的来临，他们便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起最后往往伤及自身的铁腕：肃反。
14. 古往今来的传奇人物中，有些人靠经历曲折艰险，有些人靠性格磊落坦荡。陈毅主要属于后者。佛家称世界从生成到毁灭的过程为一劫。万劫，言谓时间之漫长。万劫不复，意为永远不能复原。《景德传灯录·韶州云门山文偃禅师》云：“莫将等闲空过时光，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不是小事。”降将可纳，叛徒难容。古往今来，任何政治集团皆是如此。这一点龚楚倒是十分清楚。
15. 在香港当寓公期间他写了一本书：《我与红军》。与后来张国焘写《我的回忆》颇为相似的是，谈起曾在中共党内和红军内任过的高级职务便眉飞色舞、津津乐道，对时隔久远的人和事也记忆清晰，那种颇有几分资本的心情详见笔端；对脱离红军以后的经历则缄口不言，避而不谈；其余的，便多是大江东去之慨了。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不再追究新中国成立前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刑事责任之后，他才下了回乡的决心。一个人的生死，不过一劫，万劫不过是形容而已。“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不是小事”。有些禅语听来竟像警钟。孔荷宠万劫不复，龚楚竟然万劫有复。
16. 中国革命是一幅立体巨画，凝视哪一个局部去赞美整体都是冒昧的。 应该后退一步，从宏观上去把握它的整体。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发现，高光点为什么辉煌。
17. 陈毅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对黄克诚说，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二过。 伟人从来不是不犯错误的人，而是犯了错误能够迅速及时纠正的人。从土城战斗失利后立即放弃北上渡江计划改为西渡赤水，到古蔺、叙永一带受阻马上采纳彭、杨建议改取川滇黔边境，皆可见工农红军“打得点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机动灵活战略战术又回来了。
18. 十二团参谋长孔权（一说孔宪权）也在战斗中负了重伤。后来用担架抬进遵义城罗马天主教堂里，与臀部负伤的十三团俱乐部主任胡耀邦住在一处。半个世纪后胡耀邦还清楚记得，疼痛难忍的孔权喊了一夜“杀！杀！杀！”弄得大家一夜未眠。
19. 彭德怀还没有听清就在电话里骂起来：“你们都给我往最前线上吧，你们都去牺牲！” 他就怕邓萍牺牲，没有想到邓萍真的牺牲了。 张爱萍后来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杨尚昆说，是邓萍替张爱萍牺牲了。当时天空飘着毛毛细雨，彭德怀衣服淋湿了也不觉得，指着一块地方，告诉周围的人：31年前邓萍就牺牲在那里。想起牺牲的战友，念及光阴流逝及经历坎坷，彭德怀动情地说：“堂堂七尺男儿，洒尽一腔热血，真乃人间快事！”
20. 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绝不是历史用托盘端上来的一份幸运礼物。把四渡赤水看成一场出神入化的妙算和从容不迫的行军，糟踏的是我们自己那部艰难曲折的奋斗史。邓小平同志后来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并不是一句空话。从来不是。最好的凭据，就是在这些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选择了毛泽东。而毛泽东也每每在危机关头，采纳了领导集体中最成熟和最深思熟虑的建议。 在这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毛泽东表现出来的勇和智，是果断地面对困难、挫折和失误的勇和智，是迅速地修正主观设想使之符合客观实际的勇和智。 还是那句话，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真正伟大之处，不在他们的预见，而在他们的实践。
21. 红军长征期间，林彪急过两次。蒋介石兴奋过三次。各军团都在创造急行军速度的纪录，连李德都走着走着睡着了。刘伯承的6只小船，让全军渡过金沙江。会理会议的裂痕，一直延续到1959年庐山会议。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攀缘铁索的勇士，成为一座永恒的青铜像。
22. 彭德怀发起脾气来爱骂人。1959年庐山会议后，有人揭发说，三军团干部几乎都挨过彭德怀的骂。黄克诚，杨勇，张爱萍，彭少辉，李天佑……都不例外，很难找出没有挨过他骂的干部。 战争年代，军情如火，军令如山。胜败瞬间，性命关天。所以人们能够容忍指挥员的发火骂人。 某次军情紧急，彭德怀和军团参谋长邓萍一路小跑亲往前线指挥。警卫员挥三角小红旗在前面开路，一名战士太疲乏，坐在路上不让。彭德怀急了，大骂一声：“狗娘养的，起来！” 战士跳起来，看也没看，照彭德怀当胸就是两拳。 战士打了军团长，这还了得！传令排长把人捆到彭德怀面前，要求从严发落。 彭德怀一挥手：“谁叫你捆来的？小事情，快放回去！” 吓得发抖的战士眼含热泪给军团长深深施一礼，转身去追赶部队。 事情发生的时间，有人回忆是第三次反“围剿”的高兴圩战斗后，三军团尾追蒋鼎文、韩德勤部时；有人回忆是第二次反“围剿”中，中村战斗的前一天。 不外就这两次战斗中的一次。 高兴圩战斗后，红军在方石岭激战中全歼韩德勤师。 中村战斗中，红军歼敌一个旅。 有没有那名战士的战功？抑或他已经在战斗中洒血疆场？ 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个战士的姓名。 林彪1929年骂过政工人员是“政治小鬼”。 金沙江骂李聚奎是第二次。 第三次是在东北骂李作鹏。1946年四平大撤退时，指挥部撤到舒兰后电台未能首先架设起来，身材瘦弱的林彪竟一把掀翻了参谋处长李作鹏的酒饭桌。 骂爹骂娘，掀翻酒桌，都是大动作。但隔了11年。
23. 先遣司令刘伯承率红一师走在最前面。 在向安顺场进发的路上，刘伯承骑着马，喃喃自语了一路：“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 警卫员说昨夜梦里他翻来夜去也是这句话。刘伯承急着向军委领导汇报，毛泽东却一边喝着缴获来的米酒，一边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 他问刘伯承：“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刘伯承心里正为大渡河着急，回答说，主要是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刘伯承答，确是如此，彝人最重义气，看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 毛泽东不容刘伯承插进别的话，再间：“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这下刘伯承被问住了。 越是危险境地越要扯轻松事，是毛泽东一贯的风格。1929年4月，脱离了井冈山的红四军在赣南立足未稳，前途未卜，毛泽东一次在河边突然问陈毅、谭震林、江华：鱼在水中睡不睡觉啊？一下把众人问住了。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即使面临生死存亡，也颇有一股拿得起来、抛得开去的气概。一股偏不信邪、偏不从命的气概。共产党人赞此为领袖气概，国民党人骂此为帝王气概。赞也好，骂也好，毛泽东就是如此。不如此，使也不是毛泽东了。
24. 宋哲元联络日军，动机原非降日，只是想借以保全自己的地盘，提高自己的地位。他说：“对日本是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表面亲善，绝不投降，对中央不说反对中央的话，不做蒋介石个人工具的事，随机应变，效忠国家”。 以保个人利益的“随机应变”来效忠民族和国家，本身就十分荒唐可笑．后来的“曲线救国”论与“随机应变”论之所以异曲同工，就是它们都产生于同样的利益心理。国难当头之日，宋哲元想在民族大义与集团私利矛盾冲突的刀尖上，掂着脚尖走钢丝。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土肥原出场了。
25. “九一八”事变后对在东北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关东军内部有不同争论。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主张直接并入日本版图；土肥原则建议放弃直接吞并的主张，搞一个表面由中国人统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以较小代价取得实质性效果。在拟定傀儡之事上，土肥原更加老辣。他要拉吴佩孚，有人告他吴虽反蒋，但素以爱国军人自居，恐怕难以利用。土肥原回答说：“只要他的行动对日本有利，就是打抗日的招牌也是可以的”。他太懂得中国军阀的面子、中国政客的名实了。
26. 天皇带到了另一所学校。结果文部大臣没有在场。学校的教职员也没有作好准备。场面尴尬。几分钟后，那个带路的警察自杀了。明显不高兴的天皇说，他并不在意，不过倒是打扰了学校。 “多么宽宏大量呀！”天皇的侍从武官长本庄在日记中写道。 那个倒霉的警察，不过是一只蚂蚁。 相泽三郎不知道这些。知道了，也许就不做刺客了。 他的刺杀行为受到天皇两个长辈的鼓动。朝香宫曾私下觐见天皇，弄清楚了行动完将会平安无事。所以胸有成竹的相泽杀完人以后，并不急于逃跑，而是首先到医务室包扎流血的手指。完后他说必须立刻返回驻福山的部队，以执行被他杀死的永田铁山的命令，收拾行装前往台湾。 使他大感意外的是，秘密警察迅速将他扣押。 “三羽乌”是弃物，刺客就不是了吗？ 无怪天皇那个最善于玩弄阴谋的叔辈东久迩宫对相泽的评价是：这是一个思想简单的人。 所谓昭和维新，不过是让复杂的人做复杂的工具，简单的人做简单的工具而已。 永田铁山被刺杀的表面原因是天皇及其小集团同三月事件有牵连的证据被泄漏。更深一层的原因，则是永田铁山已经显露一些迹象，在对华战争问题上同天皇分道扬镳。他到底主张什么样的政策，却来不及说出了。
27. 当侍从长本庄繁向天皇报告永田遇刺时，裕仁眼睛看着别处，首先表示非常遗憾，接着说：“我今天照常游泳，你说行吗？”作为天皇，裕仁从来不在意他的工具。
28.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晚，张学良正携妻带妾在广和剧场着梅兰芳的“宇宙锋”。戏未唱完，得讯事变爆发，沈阳危急；他急忙回协和医院召集东北军将领会议。虽然8月16日有过蒋介石的密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但此电毕竟发在事变之前。事变进行中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召开的会议决定是： 赞成抗战，但要依靠全国，东北军不能单独行动。为避免冲突扩大，不予抵抗，一切等待速报南京请示办法。 如此决议，能说不抵抗的仅仅是蒋介石一人吗？蒋介石在事变前提出的不抵抗政策有罪。张学良在事变进行中作出的不抵抗决议就无罪吗？军人在战争爆发关头连自己的防区都弃之不顾，突然间想起“依靠全国”、“不能单独行动”，全国老百姓勒紧裤带养如此多之兵又何苦来呢？ 后来说蒋介石不准他抗日。少帅忘记了自己不准自己抗日的时候了？前一个“九一八”占尽的所有便宜，后一个“九一八”不但丧失殆尽，还把老本都赔了进去：仅东北兵工厂即损失步枪95000支，各种机枪2500挺，大炮650门，迫击炮2300门，飞机260架，沟帮子的铁甲车队全部被毁。东三省的银号、中国交通银行均遭洗劫，资金流失不计其数；其他物资的损失更加无从计算。
29.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当时红十五军团也是七千余人。和中央红军会合后，徐海东马上把全军团都交给毛泽东指挥，这一点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党闹独立，企图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形成鲜明对照。 后来毛泽东对徐海东念念不忘的一句话，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1955年评定军衔时，被评为大将。在十位大将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粟裕。 文化大革命中徐海东也面临危机。秘书造了反，要“火烧老病号”。造反派冲进他的卧室，围着病床开床头批判会。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后，又说他是事件的“黑后台”。他是中央委员，却不能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想和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见一面也不行。 毛泽东没有忘记他。 1969年3月31日晚，毛泽东发现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中没有徐海东的名字，突然提议要他参加。 九大第二天就要开幕。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连夜召集紧急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提议：徐海东出席九大，参加主席团。 4月1日中午，中央办公厅和军委办事组派人到徐海东病床前传达最高指示。徐海东眼泪流了下来：“主席提我名，身体再不行，就是死，我也要去的。” 九大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党和国家又处于非常时期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连留存下来的大会主席台照片都独具一格：座无虚席的主席台两块座位区之间，铺着红地毯的过道上，加了一张轮椅，一个穿便服、围围巾、戴帽子的老者坐在那里。因为座位奇特，特别引人注目。新闻照片发表后引来百姓一次次猜测此人到底是谁。从长相判断，有人说是陈云，有人说像邓小平。 不是陈云，也不是邓小平。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徐海东。
30. 在日本士官学校中，以步兵科最为重要。按照惯例，士官生毕业之时，该年步兵科毕业生成绩第一名者，能够获得天皇赐予的军刀。荒木和真崎所在的步兵科第九期有日本学生三百余名，中国留学生4人，还有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没有想到宣布名单时，步兵科第九期第一名竟然是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天皇的赐刀被中国人拿走了！当时主持毕业仪式的皇亲国戚伏见宫亲王，也自感十分难受，十分尴尬，只好闷着头继续往下念名单。结果又出现第二个没想到：第二名还是中国人，名叫蔡锷。这下全场开始骚动了，日本士官生们纷纷感到面子上实在难以忍受。于是公布名单的程序暂时中止，因为名单上第三名还是中国人张孝淮！名列第一的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就是后来民国陆军大学校长、著名军事家蒋百里。 名列第二的中国留学生蔡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蔡锷首先从云南起兵反袁。
31. 关东军纵有板垣征四郎，也仍然被华北驻屯军看不起。驻屯军自恃资格老。但资格老一不能当饭吃，二不能当兵力使用，所以它看不起关东军，又十分羡慕关东军的迅速发展。想在华北也制造一个“九一八”事变，又感到兵力不足。他也不是一点钉子没碰。在天津先拉吴佩孚，不成。便拉孙传芳。孙传芳也对记者指斥日本阴谋，声明不做傀儡政权首领。 孙传芳不做，吴佩孚不做，宋哲元却差一点儿做、后来汪精卫真的做了。 帝国主义真的来了，连北洋军阀都不做傀儡，整天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口号的汪精卫，却真正做起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中国历史上一直充满这种深奥莫测令人难解的哑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