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一个正常的国度

读这本书的时候一个疑问总是萦绕不去，作者好像犯了德里达批评福柯的错误，读到这一章才突然发现他没有把自己剥离出来，这本来就是他写这本书的动机。
一个很尴尬的动机，在布鲁玛的祖国，他的身边，英雄和卖国贼，抵抗者和投降者，处在看起来泾渭分明，实际上认识暧昧随时可以反转。
他自己为如何正确结束这段历史给出的答案是从“批评”的角度，既不是加害者（德国），也不是受害者（日本），当然两者的历史反省机制实际上要复杂得多。就像本章中德国人认为所有的罪行似乎是希特勒一个人（也许还有纳粹，一个不能被解释的象征）犯下的，于是绝大多数德国人因此“与我无关”了（奇妙的是在其它章节中呈现的并不是这样）；对于日本人而言，则是：既然所有的战争罪行与天皇无关，日本人也因此“与我无关”了。
……两者都犯了形而上的错误？

另外我觉得如果没有那些可爱的左派，日本这个国家真是……你们可以结束这种陈腔滥调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