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中国的地理结构，决定了中国长期稳定的“天下国家”形态。从世界地图来看，中国所在的区域是相当完整的一大片；而中国的内部各分区之间，也不存在无法跨越的障碍。天地之间，如此广大的一块区域，中间没有太大隔绝，放眼全球只有中国和美国。

中国的农业用地在长期精耕之下，生产的粮食够大量人口食用，这也是中国长期稳定、有力量融合外族的保障。
历史上出现过若干“寒冷期”，短则几十年，长则上百年。这些“寒冷期”的出现，对游牧民族来说是个考验。这些“寒冷期”的出现，对游牧民族来说是个考验。生存所迫，他们必须迁徙到更温暖的南方，甚至是到农耕民族居住的地区，劫掠其资源来喂饱他们的牲口和人丁。
每一次北方游牧民族进入黄淮地区，就会触动这一自北而南的“连锁反应”，人口一批批地往南迁移，这就使人与人、族与族之间的融合，几乎每隔一两百年就会发生一次。

中国的疆域能够维持至今聚而不散，有四个大的要素：第一，是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第二，是内部疆域基本完整，自成格局；第三，是内部族群基本一致；第四，是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以及遍布全国的道路交通网。这四个因素使中国能保持长期的稳定，以及具备容纳、吸收、改变的文化特质——通常在改变发生以后，还能迅速恢复到安定状态。所以中国不怕“变”，就怕变了之后不能适应。所谓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剥极必复，以及满招损、谦受益……说的都是变化，以及如何面对变化的道理。

这个就是中国的哲学。我们求安定，但我们不怕变化，而且愿意直面变化改造自身。所以，“定中有变，变中有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

《易经》教我们“三易”：简易、变易、不易。“易”就是“改变”的意思；“不易”不是“不容易”，是“不改变”——这个世界唯一不改变的，就是经常在改变。上述四个固有的基本要素，使中国在面临挑战、危机时，内部调适具有相当的弹性，这就是中国和印度及西方很大的不同之处。
基督教文化有它和平的部分，也有其“独占”的部分，“一神信仰”就是独占的想法：神对我特别有恩赐。一神信仰给予其信众极强大的动力：他们认为自己是唯一被神拣选的人，神一直在庇护他们。

新教的教义，准许信众以正当的手段追求财富、名誉上的成功。这就给了欧洲人向外扩张的动机：神给予其信众特别的恩赐，允许他们获得如此多特殊的成就，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这就给了欧洲白人一个征服世界的理由：我们是神的选民，你们是异教徒；异教徒不值得被救，他们甚至不能算真正的人；唯有重新选择、皈依基督教，皈依我们，才有人的资格与身份。
这种新教义，对欧洲有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发展了重商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使其生产的货品遍及世界；第二，推动了对自然的探索，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第三，提倡了思想的自由，也就是追求人的自由、平等与尊严。这三个方面放在一起——理性的思考，科学的探索，自由民主的追寻，加上对于成功的信仰，背后都是有规律的、有目的的神的信仰在支撑。这是白人在全球扩张时所持有的一个特殊理由与借口，有其特殊的命意。


秦汉以来，中国在这个天下国家体制之下，不断征服、容纳、吸收外来文化的种种因素，但始终没有“非我不可”的一神信仰。
孔子所提出的主张，主要并非治国、理财、强兵、称霸，而是盼望人人都能整顿自己、安定自己，从内在的安顿求得身心的平衡。
这些就与传统基督教所主张的信众对神的仰望的心态完全不同了——人有能力整顿自己，不需要仰望一个外在的偶像，而要将人间的责任担在肩上。

中国的这一套人间秩序与自然秩序的配套、相应，不崇尚绝对的力量、绝对的秩序，认识到秩序内部力量之间的互拉互推、彼此纠缠，有助于将来世界秩序的重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