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8页

   在城市中，阶级斗争话语的力量和影响在十年文革中达到顶峰。阶级斗争的主题控制了所有的文化生活：从文学家、艺术家到历史学家和学者，从官方通讯社到日常交谈，从国家法律到个人对配偶和朋友的选择，等等。旧有的传统和态度被人们以创造革命新文化的名义抛弃。
   但是阶级斗争的霸权文化是建立在表达性现实和客观性现实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之上的。那些农村里面的、被想像成威胁革命的老阶级敌人，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群手无寸铁、一次又一次被斗的替罪羊，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上封建地主和富农存在的物质基础。对于资产阶级敌人，因为他们的财产在10年以前就已经国有化，所以他们也丧失了自身存在的物质基础。甚至连资本主义右倾分子也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从有影响力的重要岗位清除出去。惟一可以想像的新资产阶级敌人的客观基础，是那些身居高位、享受特权的当权者。但文革的目标并不是所有的当权派，而只是那些被认为是反对毛并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这就使得阶级成了一个完全由政治态度决定、和任何物质基础无关的东西。于是，对于以假定的无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作动力的文革来讲，其表达现实的古怪建构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建构的结果可以称为表达主义的政治。因为除了以往运动中遗留下来的旧标签之外，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阶级位置，故而真正起作用的只是政治态度和行为。又因为在文革群众斗争的背景下，一个人的政治态度主要由别人的感知而决定，所有最后真正起作用的是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表达方式。区别资本主义敌人和社会主义朋友的惟一标准仅仅在于表达。
      土改中尽管出现了表达建构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偏离，但依然存在着判断表达的客观检验：阶级范畴植根于物质财产关系，而这一关系在《士地改革法》中是得到客观定义的。依据这一客观标准可以纠正那些错贴的标签，表达现实保持着与客观现实的联系并受到后者的检验。
    但文革并非如此。表达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联系被割裂了。成为阶级敌人的后果和土改时期一样严重，并且其遭遇比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右运动中更为可怕。文革的真正悲剧在于模糊的表达主义政治与土改的暴力手段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