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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尼娅住在威丁区，过去东西柏林的交界处。就在几年前，她从自家的窗户往外望，还能看到那道被涂得五颜六色的墙，墙只有朝向西边的这面是彩色的，背后则是另一个世界的延伸，那是一个灰暗而无望的世界，她曾经就属于那里。再往前，还能看到一栋房子破败肮脏的背面，上面的窗户被东德国用混凝土封了起来，这样一来，住在里面的人就看不到墙另一边的西边世界了。
她现在每天为玛丽娜·伊万诺芙娜工作五个小时挣得的三十马克，兑换成乌克兰过渡货币库邦后，足够让斯拉瓦和她自己在基辅生活一个多星期，也就是说，在玛丽娜·伊万诺芙娜这里多熬过一天，她和她基辅的外孙就可
以多活一周。所以尽管眼下她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难和痛苦，但第二天一早她仍然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坐车回到夏洛滕堡去服她的苦役，回到那块从她那已经解体了的故乡延伸出的领土——她原先对它一无所知，现在却在柏林一睹它的真容。
也许忘记这个期限的存在并不完全是无心之举。或许就在她踏上旅程的那一刻，要把这个日期从记忆中抹去的念头就已经沉睡在她的心底了。她永远不会有胆量蓄意做出非法居留的决定，她只是不知不觉地听从了这样一种想法:对于斯拉瓦来说，一个为了给他挣生活费而不得不缺位的外祖母远远好过一个陪他一起挨饿的外祖母。
怕回到一贫如洗的状态，她不由自主地在这种恐惧中屈服着，这一刻，她才大梦初醒。她盯着签证上已经错过的离境日期，另一种恐惧开始浮现。这是她这样一个在独裁统治下出生的孩子在呼吸第一口空气的时候就嗅到的恐惧:害怕事情败露，害怕受到惩罚。她惊恐地环顾四周——已经有人在跟踪她了吗?他们是来逮捕她、把她送进监狱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