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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斯佳常常觉得，穿过一条马路就好像完全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走在柏林的街头就像游走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这些国家的唯一共同点就是，它们使用的是她没有掌握的语言。满眼的拉丁字母，她现在差不多都可以流利地读出来，但完全不知道它们的含义。她仿佛成了文盲，过着令人羞耻的生活，德语仍然毫不留情地顽固地对她板着脸，就好像它不认可她，拒绝被她放进自己的口腔。
 有时，她会碰巧在广场上或者地下通道里遇到拉小提琴或者拉手风琴的乌克兰街头音乐家，他们的曲目通常都是她熟悉的乌克兰民间音乐。一个常坐在国会大厦台阶上演奏手风琴的乌克兰人告诉她，他每年都会走一条经过波兰的非法路线来德国几次，白天在街头演奏，晚上在一家俄罗斯餐馆的后室里过夜，待满一个月就坐车回到他的乌克兰村庄与家人团聚，口袋里揣着在柏林赚的钱。这些钱可以维持一家生活上三四个月，然后他就会再次踏上那条非法的道路前往柏林。
在那里她花了五十马克服务费，得到了一份盖了章的申诉状副本。在收到官方答复之前，这张纸就形同一份居留许可。娜斯佳感到难以置信。她的这番举措，如果发生在她的家乡，尤其苏联时代，她会被送到一个异常寒冷的遥远地方，每天在伐木场做苦役，时刻挣扎在生死的交界线上。而这里的德国警察轻易就放走了她，这里的律师仿佛简单地打了个响指，就暂时撤销了一个官方决定。娜斯佳感觉自己手里仿佛又握着一份类似“假定证明”的东西，一份不完全真实的文件，尽管她犯了法，这份文件却能奇迹般地让她在德国多停留几个月。
有一次，她无意中在阿希姆汽车的手套箱里发现了成堆的色情杂志。她立刻合上了盖子，惊恐得仿佛一不小心闯入了丈夫的秘密世界，不自觉地让他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但他对此事的反应十分平淡，似乎毫不在意。反而是她，立即为自己的这种惊恐，进而为自己那落后的故乡感到羞愧——因为在乌克兰，藏着这样的小册子仍然是件见不得人的事，而对一个德国男人来说，这显然再正常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