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粮舵》第六章 TIPS：旧邦新命：中国文明的涅槃重生

马克思有言：“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就是从低效率的小生产走向高效率的大生产，这就绕不开原始积累，也就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这一历史过程。因为分散且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者不可能成为大生产的参与者。
生产者（农民）要怎样才能和生产资料（土地）分离呢？具体的历史过程可以很复杂，但是其中的原理又非常简单：
农民在离开土地之后，就不再是农民，而是非农业劳动者，他不再有土地自己生产粮食，他必须要买到粮食，才能活下去。而农民必须要有余粮，才会卖出。这就意味着，农业生产必须稳定。如果农业生产不稳定，在欠收的时候，市场上的粮食不足，价格上涨，非农业劳动者就花费更多的钱购买食物，这意味着饥饿，极端情况下甚至是死亡。非农业劳动者的生存无法保障，那么大生产就不可能形成。
因此，要走向大生产，走向现代化，农业问题就必须得到解决。由于世界各地的农业生产环境不同，某些地方的农业稳定性天然就比较好，这些地区走向现代化的门槛就会比较低，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率先走向现代化的英格兰。而传统中国的农业稳定性较差，粮食风险就是横亘在现代化之路上的最大只拦路虎，克服粮食风险，从而走上现代化的大道，就成为现代版的“大禹治水”，再造中华的不世伟业。
传统中国的农业困境由来已久。我们曾经引用过相传为舜所作的上古歌谣：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南风之时带来财富，南风之不时带来损失。而面对这种不为人类控制的自然力量，古人没有能力对抗，只能勉力减少损失，但又从未能免于损失。从三皇五帝到新中国建立这五千年来，从农业到工商业，古人的所有生产都长久地处在这种风险的威胁之下而发展受阻，这一局面从未根本性改观。
“落后就要挨打”。鸦片战争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遭遇了百年耻辱，内乱频发，外敌入侵，几乎走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正是在这种极端苦难的局面下，新中国建立了。建国之初，生产力极度落后，工农业基础极端薄弱，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这是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加上百余年的西方入侵的必然后果，并不奇怪。
正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局面下，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奋斗展开了。
建国之初，全国总人口5.4亿人，其中农村人口4.8亿人，城镇人口比例仅为11%。粮食产量1.132亿吨，年人均粮食不足300公斤。
粮食产量低，而且不稳定，就导致粮食剩余又少又不可靠，就造成了依赖于粮食剩余来供养的城镇人口比例低下。而这样少的城镇人口，必然无法支持全面的工业发展。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粮食产量还无法迅速提高，就只有通过统购统销来首先保证粮食剩余的稳定性，为重点工业化项目提供可靠的支持。
以重点项目为核心的工业化，比起来旧中国是一个飞跃。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要让中国走向现代化，赶英超美，就必须全面工业化，让更多的人民离开田间地头，投入到工厂车间当中去。
为了实现全面工业化，就必须克服农业风险，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既要稳产，又要高产。在季风气候对农业的不利影响下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强大的水利设施、农业机械和交通运输来对抗旱涝风冻等农业灾害，就需要有农药、化肥和高产种子来抗虫增产。这是一次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这一历程就包含在前三十年的工业化建设当中。
五十年代初，中国得到苏联大力援建156项重点工业项目，包括石油、煤炭、电力、机械、冶金、化工和轻工等民用工业和兵器、航空等国防工业。同时，中国大力发展铁路、公路、航空、内河和海上运输，以及邮电事业。这些早期建设，奠定了中国的工业基础，推动了中国的军事进步，加上六十年代在原子武器上的突破，这一切保障了内外和平，为工业反哺农业提供了可能。
但是，囿于当时的技术、资金等条件，化肥和高产种子在建国初期还未能发展起来。当时最重要的农业建设，除了开垦荒地，就是兴修水利，治理水旱灾害。治水是中国文明的开端，也是刻进民族基因的记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就把“兴修水利，防洪抗旱”写进《共同纲领》。
新中国一建立，就展开了战天斗地的治水斗争。五十年代，标志性治水工程是治淮。50年淮河洪水损失惨重，治淮工程就此展开。从1951年的苏北运河修整和苏北灌溉总渠完工，到1956年淮河中游史河上游的梅山水库大坝建成，治淮工程取得阶段性成功。同一时期，北京永定河官厅水库竣工，河北省渤海区的蓟运河灌溉工程，长江支流汉水治理工程，湖南大通湖蓄洪垦殖工程，河北省独流减河工程也都取得了成功。更重要的是，对于黄河、长江两大重要水系的治理工作，也在这一时期启动，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在当时的技术、物资条件下，治淮工程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从五十年代初一直延续到了六十年代初，最终完成了预定目标，形成了上游蓄洪，下流泄洪，中游蓄泄兼顾的淮河干流防洪工程体系，历史上多灾多难的淮河两岸从此消除了重大水患的威胁。
在以防洪为主的各项工程之外，五十年代还开展了众多以灌溉为主要目的的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特别是原来农田水利建设所占比重较少的华东、中南等地区，1953~1957年间扩大灌溉面积21808万亩，取得了巨大成效。在之后的1958~1960年“大跃进”期间，农田水利建设规模宏大，建设速度快，建成了一批大中型的水库和众多的小型水利工程，进一步扩大了农田的灌溉面积，提高了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治水方式由过去的筑堤、导流发展到对大江大河的拦河、截流、改道等，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其中包括对海河、黄河、长江支流等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如1958年实施和竣工的海河拦河大坝，黄河三门峡截流，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拦河坝合龙截流。至今遍布全国的水库，其中有半数以上始建于大跃进时期。如著名的北京十三陵水库就是在1958年修建的。还有其他一些大型水库，如北京密云水库、浙江新安江大水库、辽宁省汤河水库、河南省鸭河口水库、广东省新丰江水库、海南省松涛水库等，都是在大跃进中动工或建成的。这些大型水库都具有防洪、灌溉、抗旱、养殖、发电等综合性功能，对当地的环境、生态和经济发展起着重大作用，但是同时，由于决策和规划不能从当时的实际出发，萝卜快了不洗泥，致使这一时期动工兴建的项目只有少数能够按期完成并真正发挥作用，造成了大量的浪费，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在六七十年代，水利工程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更多地由偏重防洪向综合开发利用的目标发展，主要解决农业用水和抗旱问题。据万里在1980年10月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从建国初到1979年中央政府用于水利基本建设的投资达到760多亿元。到了七十年代末，总体上实现了对江河、湖泊水情的控制。不仅基本消除了大的洪涝灾害，而且达到了灌溉、发电等综合利用的显著效果。
水利对于农业的最大帮助是减灾稳产，此外，从50年代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农药也在减灾稳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缺少化肥和高产种子的情况下，伴随着人口几乎翻倍的增长，城镇人口占比从建国初的11%增长到60年的20%，然后回落并保持在18%直到79年，人均粮食产量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一直稳定在300公斤上下，支持农民脱离土地，加入工业化建设的能力依然有限。更大的粮食增产还有赖于化肥和高产种子的进步。
新中国的化肥工业起步并不晚。
在156项苏联援建项目中，就包含了三个中型化肥厂。年产硝酸铵约30万吨，在58~60年完工。结合苏联引进技术，中国随后也建设了一批中型化肥厂，衢州化肥厂、上海吴泾化肥厂和广州化肥厂，接着又建成了河南开封化肥厂、云南解放军化肥厂、河北石家庄化肥厂、安徽淮南化肥厂，这种中型化肥技术还不够先进，生产效率低，以煤、焦炭为原料，成本高，但是在当时的经济技术条件下，仍然非常宝贵，到了1965年，中国拥有了15个中型化肥厂，到1979年，中型化肥厂总数达到50个。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发了并推广了年产几千吨合成氨的小化肥装置，但是产品肥效不足，耗能又远比大型装置高，因此成本高，缺乏效益，难以依靠。总的来说，面对中国的广大土地，这些中小型化肥厂的产品仍然是远远不够的。
在国内致力建设中型化肥厂的同时，先进国家的化肥技术有了新的进步，原料改用石油、天然气，工艺流程简单、投资规模少、生产成本低、装置便于大型化，但是中国还不能制造这种大型化的化肥装置，进入70年代，利用有利的经济政治时机，中国向西方国家进口大型化肥装置，在“四三计划”中，从美国、荷兰、日本、法国引进了13套年产50万吨尿素的成套设备，总计产量达到650万吨。当时间来到1979年，四三计划引进的化肥装置陆续投产，中国化肥总产量超过了1000万吨。
此外，以袁隆平、李振声为代表的农学家在70年代后期研发成功了水稻、小麦高产良种，高产种子与化肥一起，极大地推动了粮食增产。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不再徘徊于300公斤上下，而是节节攀升。从这里开始，粮食稳产与粮食高产两翼齐飞，一批又一批的农民因此解脱了土地的束缚，走进了工厂车间……
中国文明就此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