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站在今天中国的立场去看，以民主为工具的自由主义是套不可持续的意识形态。中国需要一套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不同”的思维去带给我们国泰民安和可持续发展，但这也必须是一套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不争”的思维，去兼容中西。 

首先，西方文化的唯一真基因是他们最大强项，也是最大牵制。对真的追求使他们在哲学上和科学上都有极高成就，造福人类。但对唯一真的坚持也使他们容不了异己，限制了视野。中国传统的“中庸”或会有较大的包容性，也善于处理同异的矛盾。中国人特别强调的适度与和谐，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更是化矛盾为新意、契机，是更大的智慧。相对于西方的唯一真，中国文化更丰厚，包容，我们要发挥这个强项。 

西方有自我保存和与人同存的普世价值观。但在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大气候下，自我保存的膨胀把与人同存挤出去。西方有识之士也明白这是不可持续的局面，极想找到一套可以平衡自我保存与和人同存的文明。但在唯一真文化里，自由与平等的矛盾是个“戈尔迪之结”。在逻辑层面上，中国的大我、小我对等而不对立，两者同时独立与统一于“我”。小我是我，大我也是我，各有其自身价值，也有其相应义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自由主义之下的“公众利益”也只是私人利益之间斗争的结果，其矛盾从未解决，只是紧张地共存。大我意识里可以有“公共利益”的存在——一个属于每一个人和所有人、“独立”于私利（但不一定对立于私利）和“超越”私利的整体综合利益。至少在理论上，这也许有较大的互存空间。 

中、西文化的另一个基本区别是对人性的评价：中国比较乐观，西方比较悲观。西方走上个人自由之路大部分原因也是基于对人性悲观，也就是认为人天生不会自动向善。这反映在西方人两千多年的原罪心态，再加上英式自由主义的悲观历史。因此，西方以法治去约束人性。中国有的是孔、孟思想。它诞生于春秋战国乱世，理应也是对人性没有信心的。但孔、孟的伟大就是在人性有善有恶的认识下，提倡仁政，以道德去教化人，因此，有性善、民贵之说。西方文化选择了“抑恶”，中国文化选择了“扬善”。西方倚赖小我与小我的互相监督，强调法制，中国相信大我是小我的超越，强调教化。也许，两者缺一不可。

西方现代文化是从他们现代前的文化演化出来的，带着现代前的唯一真文化基因。我们学习（抄袭）西方现代文化，但却没有唯一真基因。中国现代文化是个混血儿：一半是半遗忘和半舍弃的中国传统文化，一半是没有根的西方文化。这是个事实，但也可能是个机会。美国肯定会交棒，但接棒的不一定是中国。中国的传统和民族性格若是好好发挥，也许会在资本主义泛滥的世界中有小小的机会。但若是盲目追从，以己之短去搏人之长，肯定没有什么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