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 284-286 哲学与博学旧同盟→史学与哲学新同盟→古物学与史学结合

    在修昔底德命运的故事中，有一点应该指出，因为它对我们的论点至关重要。即使在19世纪，古物学研究和史学间的藩篱仍然相当牢固。18世纪初本笃会的渊博学问无疑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据我所知）没有人胆敢暗示这可以取代李维或圭恰迪尼。那个世纪的下半叶，本笃会博学的盛名发生动摇。伴随着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到来的是对一种哲学的肯定，它抛弃了哲学与博学的旧同盟，代之以史学和哲学的新同盟。充满活力和具有普遍化作用的史学开始为启蒙者的宣传服务。直到第三阶段（从温克尔曼开始，到吉本结束），博学才可能重新被纳入新的文明史，哲学家和古物学家才可能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展开合作的可能。但不能认为古物学和史学相结合的这种理想在整个19世纪的发展中都没有遭到阻得。事实上，博学研究的形式越是多样，对于像修昔底德这样的历史学家的怀旧就越是挥之不去，他们坚守基本的路线，不允许自已被大批文献冲昏头脑。正是技巧、精确有不卖弄学问让修昔底德在一个卖弄学问本身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方法的时代变成了理想的历史学家。只希读一下罗合（W. Roscher，1842年）所写的19世纪最重要的修昔底德相关著作就够了。在书中，作为艺术家的修昔底德与卖弄学问和博学的专业历史学家形成了反差，后者缺乏灵感，只会照抄材料。诚然，作为艺术家兼历史学家，堪称新修昔底德的尼布尔在晚年编辑过拜占庭的材料，但那仅仅是因为身为真正的领袖，他希望把某种想法传给他人。对修昔底德的崇拜一直持续到迈耶尔，它模棱两可的基础在于对一种具有严肃而博学的新研究所有特征的历史近乎怀旧的推崇，同时又不希望在其中迷失，不失去对事实进行直接评估的古老朴素性。所谓的“考古学”一一修昔底德作品的开头几章一具有了新的重要性，成为对以线索为基础的过去的线性重建。
    只要史学和古物学的分歧（尽管越来越小）仍然是可以辩护的，这种定位就仍然可能：需要指出的是，爱德华·迈耶尔仍然承认这种差异。不过，消除差异不仅是通过那些越来越多地使用完全的文献研究的历史学家；改变同样来自包括蒙森和布克哈特在内的那些古物学家，他们把自已系统的博学作品变成对历史引人人胜的重建。现在，社会学越来越多地与古物学和历史学合作，它们的合作如此紧密，在某些情况下已经无法区分何为历史，何为古物学，何为社会学，马克斯·韦伯便是最著名的例子。一旦古物学和史学之间可以追溯到修昔底德时代的二元对立不复存在，或者即将消失，我们就更容易意识到通过依托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以及他们的希腊和罗马弟子，近代史学获得了一种非常适合以口头为基础的史学的方法，但对于依靠档案、语言学数据、考古发掘和系统探究的研究就远远没有那么适用了。脱离修昔底德的方法现在已经成为事实：这还让我们明白，相比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严格划定边界的做法导致失去（和获得）了什么。但正因如此，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当代史学是多么不同，我们更有必要回到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这是文艺复兴以来第一次出现非希腊史学，尽管希腊人的“研究”精神仍然为其提供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