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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四川大学也在成都,金陵大学开始请刘君惠先生兼课,我觉得刘先生课教得也蛮好,就提出是不是可以把刘先生改成专任,他们也同意了。但后来又反悔,不愿意请刘先生。这样我很难办,就提出请刘先生当专任,我做兼任。这样我就到四川大学教书,兼教金陵大学的课。抗战胜利后,刘先生到南京,还在金陵大学呆了一年。他是四川人,在南京生活不习惯,就回去了。我在四川大学工作了一年,从1943年8月到1944年7月。也是因为四川大学内部有些问题,那时赵少咸先生当系主任,他是殷孟伦的岳父,后来换了系主任,我也就没有再在那里工作。四川大学当时有些很有学问也很有意思的学者,如赵先生关起门来研究音韵学,黄季刚先生在世时非常难得钦佩人,但是看到先生的稿子,很佩服他。黄先生当时在全国已有大名, 赵先生则谁也不知道,而黄先生称赞他。黄先生去世后,中央大学不知请谁来教文字音韵。当时殷孟伦已经是赵先生的女婿了,就推荐他的岳父来当教授,汪东先生是文学院长,支持殷孟伦,殷孟伦自己是助教,推荐他的岳父来当教授,这么不避嫌疑,但当时不讲这些。来了以后,教了一两年书,打仗了,他就回四川了。 我在川大的时候,因为赵少咸先生对我很好,所以那儿的老先生都对我很好。川大的先生中,有几个是章太炎先生在日本讲学时的学生,当时年龄也很大了。还有一位庞石帚(俊)先生,他是自学成才的。他是教蒙馆出身,四川那时逢年过节的时候常常要猜灯谜,他猜谜非常有名。所以就有一些学校请他去教课,他也教得很好。后来四川有个大名人叫赵熙(尧生),是清朝末年的御史,当时隐居在四川的荣县。赵先生晓得庞石帚了,就表示说,如果像庞石帚这样的人当我的学生,我很愿意。这样,庞先生就去拜门。他在四川学术界的地位也就大大提高了。当时蒙文通先生也还在川大,他也很有意思。他是四川人,又是廖季平的学生。所以他和学校闹翻了,学校不聘他,他还照样去上课。他说你不聘我是你四川大学的事情,我是四川人,我不能不教四川子弟。学生照样去上课,学校拿他没有办法。我在四川的时候很年轻,我和四川的关系,除了我爸爸的老师是四川人,或者黄季刚先生的父亲是四川人,在四川做过官以外,没有任何关系。但四川的老先生对我非常好。我是非常感念他们的。我感觉到受了他们的恩,要想办法报答他们。像庞石帚先生的遗著,我就推荐给王元化,现在已经交到杭州大学出版社了,也许今年可以校稿。好几十万字,就叫《庞石帚集》。他还有一部《国故论衡疏证》,我托人介绍给中华书局,但一排队还要两年才能排出来。 四川这个地方,一方面是外面的人根本不晓得四川的学者有多大能耐,另一方面,四川的学者还很看不起外面这些人。他看不起自有他值得骄傲的地方。拿研究旧学来说,他们在群经诸子这些朴学方面很有实力,像赵少咸、向宗鲁、庞石帚这些人读书博雅,知道得多。有一段时间任鸿隽请刘大杰先生到四川大学当中文系主任,就丢了丑。因为刘大杰做的那些旧诗,连他们的学生都不如,所以后来没多久他就走了。那个时候刘大杰是新派人物,那同四川的旧学基础相比差得很远。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四川要么不出人,要出一个人就很奇特。比如早年的廖季平,后来又出了个吴虞,就是那个宣称只手打倒孔家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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