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

奥地利学派鲜明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立场特别引人关注。诺齐克对此论述道：
声称合乎事实的社会科学理论均可以化约为个人行动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者是化约论者，但典型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反对其他化约论者的主张，譬如，人类行为理论可以化约为神经生理学、化学、物理，社会科学可以通过某种方法绕过人类行为，化约为以上科学。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奥地利学派方法论个人主义者希望用反化约论来驳斥向下级学科（物理与神经生理学）化约的可能性，而非个人主义社会科学家是否也会用同一论证来质疑社会科学向同级人类行为化约的可能性，从而驳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本身，这个问题我姑且不论。

“这个问题”在后文以别样的方式提出。诺齐克特地谈到了行为主义者的实验与主张：
行动是行为的一种，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不是所有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外界引起的身体运动甚至连行为都算不上，譬如物体从高空无意识降落的运动。有些行动不是行为，譬如简单的非条件反射。经过训练，非条件反射也可以手选择控制，但如果没有经过训练，非条件反射行为不能算行动（虽然之前“未经过训练”的反射可能是行动）。经典的巴甫洛夫实验中的条件反射是不是行动呢？铃声响，有食物；铃声响（没有食物），狗或人也会流口水。流口水这个行为是不是行动？我想不起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究竟是怎么讨论这个问题的了，但我记得，他们认为这不是行动。

更有意思也更难解决的是操作性行为。符合操作性条件反射原则的行为是不是行动？操作性条件反射过程通过奖惩手段、根据不同的后效强化作用使用积极或消极的刺激物，提高或降低了不同行为的概率，并引入了不同的条件反射减弱模式。

那么，这些受制于刺激物并由刺激物塑造的行为是不是行动？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家们可能不同意将操作性条件反射原则应用于人，以同样的方法提出关于人的理论，因为斯金纳学派的心理学家将原则应用于的行为正是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家们所谓的“有目的”的行动。

也许斯金纳的理论与人类行动理论是协调的，能解释同一个行为。这样的话，即使人类行为理论被认为是先验的，也不是最好的，因为斯金纳的理论事实上提供了更多的解释，使我们能够做出更多的预测。因此，拥有先验理论并不能使我们不再追求、提出、阐释、检验行为的偶然真理体系。掌握了先验理论并不表明不存在一个更好的、更有预测能力的、更广泛的后验理论，并不能阻挡经验科学的脚步。

但令人遗憾的是，
许多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似乎认为除了他们的概念之外，不存在其他的概念，只有通过他们的概念，才能理解人类的大部分行为。斯金纳理论对此表示了质疑，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与人类行动理论不能协调，并提出了一个微妙的问题：究竟哪个理论能解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行为？

最后的问题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化约（即还原论）的可能性，即将人类行动理论最终化约为行为主义理论。这种化约的意义在于，我们可能在此过程中发现上级学科的一些概念其实并不存在，或者至少是需要重新定义。举例而言，如果某一天我们发现：某些化学元素居然不能还原为物理粒子，那么，这些元素的原有地位就会动摇。化约或者还原并不是对原有理论的冒犯，而是增进我们的认识的有力手段。

奥地利学派强调：关于人类行动的理论是一种先验科学。“先验”在此最好被理解为：和任何一种经验科学一样，人类行动理论同样建立在某些假说之上。这就意味着，当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将人类的自主行动设定为不可分析的基本概念时，他们只是提出了一种研究纲领。正如物理学设定了力、重心等概念，人类行动理论也设定了“行动”这一概念。通过这一概念，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力求对更广泛的经济现象作出更深刻的解释。在这一点上，他们毫无疑问是成功的。

相对于人类行动理论而言，行为主义的心理学研究，恰恰就是对“行动”乃至“行为”作出更进一步的细致说明。看起来，这里面发生了冲突：斯金纳学派试图分析一种被奥地利学派认为是不可分析的概念。然而，这其实并不构成矛盾。试想，许多学科其实都建立在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之上：比如，完全可以设想，斯金纳学派在进行实验时，参与实验者所依赖的是朴素的物理学知识（以某种方式按动开关，笼门就会开，等等）；实验品的建造遵从着简单的物理学规律（笼子，食物，各种器械，等等）。换句话说，即使把时间推到几个世纪以前，这样的实验依然可以完美地进行；而几个世纪以来的物理学发展虽然能够否定牛顿的经典学说，却无法否定行为主义理论。牛顿的错误并不能推出斯金纳的错误，尽管后者依赖于前者的学说。以此类推，奥地利学派对于“行动”概念的设定尽管在斯金纳学派看来是武断乃至错误的，却并不意味着关于行为的实验能够否定人类行动理论。实际上，在科学史中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况：下级学科的研究结果，可能要在很长时间之后才能在上级学科中反映出来。在该结果取得足够大的影响之前，上级学科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体现出相应的变化。当然，在这里并不是为一种僵化的学科观念辩护，但是，我们也无需为理论家在研究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僵化”（这既是科学共同体的正常现象，也是经验知识多元发展的必要条件）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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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学派认为，没有选择，谈论偏好毫无意义。对此，诺齐克指出：
如果让一个人在A与B之间做出选择，他会首先选择A而非B，通过这个虚拟语气的真假，我们提出了偏好观点，从而理解了与实际选择无关的偏好如何有其意义。一个人在A与B之间做出选择，他可能会首先选择A而非B，但因为他没有做出选择，所以，偏好没有得到实施，它实际上没有首先选择A，没有做A。

如果某种物质放入水中会溶解，那么，这种物质溶于水。它即使没有放入水中，也是溶于水的，尽管事实上没有溶解。“偏向A而非B”类似于“溶于水”；“首先选择A而非B”类似于“溶解”。说一个人偏好A而非B毫无意义，除非它实际上选择A而非B；说某种物质溶于水毫无意义，除非它实际上已经溶解在水中，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

我们看到，一个行动的成本是未被选中的那些行动中他最偏好的那个的价值。偏好为被选中的行动中的某一个，这等于说，在双项选择中，它是首先被选中的两个中的一个。这也许符合事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说只有在实际选择中才存在价值尺度，如果这个说法正确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存在选择的成本。

很明显，诺齐克的例子并不成功。如果将该物质实际地放入水中是判断它能否溶于水的唯一方法，那么，在这样做之前，说它是否溶于水，的确是毫无意义的。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手段进行如是判断时，那样说才有意义。这在根本上体现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意义理论：可经验（可判断）性是语句意义的先决条件。当然，在此不是要讨论反实在论的语义学——奥地利学派所说的“意义”，指的是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显然，在没有选择之前，关于偏好的论断并不足以产生这样的力量。

但是，诺齐克对成本概念的批评似乎是有力的。假设我有三本书可看，其中a是关于哲学的，b与c是关于经济学的；如果我想看书，就要在a，b，c中进行选择。再假定我最后拿起了a进行阅读。人类行动理论会怎样解释我的行为？它必定会说：在我内心的价值序列中，a处于第一位，所以我选择了a。但是，我如此选择的成本是什么？米塞斯说，行动的成本是被放弃的选择中最好的那个的价值。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在被我放弃的b与c中，最好的那个是什么？这个疑难与未表现出来的价值序列无关——很有可能，我选择a仅仅是因为a比b和c都好，也就是说，我的价值序列是a>b且a>c；但在b和c之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哪个更具价值。这一选择的成本无疑存在，但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似乎无法说出它是什么。在此，特就此问题求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