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各省的清剿

在全国范围内对妖术的清剿触发了弘历与各省督抚之间的较量。这场暗斗悄然隐蔽，但激烈的程度并不亚于清剿本身。它的燃料则来自于官僚的责任制度：官员若让罪犯逃脱会受到北京吏部的制裁，该官员的上司则有责任对下属的失职加以弹劾，失于弹劾又会构成更上级官员弹劾失察者的理由。到了总督、巡抚这一层，行政上的失误则会在皇帝对其个人的宠信上出现裂痕。
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一项罪行如果未经官方确认已经发生，那么，一个官员就不会因为对此罪行失察而受到惩罚。
反正弘历相信，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的官员们畏难裹足：法庭案件会打乱他们优游从容的日常节奏，弹劾属下则会危及他们官官相护的权力网络。
弘历的行省官僚
我使用“行省官僚”一词，特指省以上的行政长官，其责任包括：第一，总揽一省（巡抚）或两三省（总督）的全部行政事务；第二，专司一省的特别政务（如布政使和按察使）；第三，无守土之责的特任官员，如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这无疑是世界上最为排外的圈子。进入这个圈子意味着得到皇帝的特别宠信并能与其直接对话。
肱股心腹
巨大辖区的执政者必须握有便宜行事的实权，但他们的权力还是受到许多制度规定的制约。不仅如此，机密的廷寄制度防止了督抚间的冲突，谁都无法知道邻省的督抚向皇帝报告了什么。最后，皇帝通过频繁调动来防止行省长官在一省坐大。
事实上，就任何官员的权限而言，司法权只是从属于行政权的一个方面。
我怀疑其余的多数人在司法上并不具备足够坚定的自我意识来抗衡与其职位相随的政治压力。取悦皇帝是贯彻司法的中心环节。
信息系统
一个政府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对信息流动的仔细掌控。对十八世纪的清王朝来说这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明确区分紧急情况和日常事务，从而使各种问题能在适当的层次上根据合理的次序得到解决；第二，确保地方官能及时而准确地提出报告。
朱批奏折是一种私人文件。除了地方的紧急事务外，这些文件还处理由官员与皇帝间个人关系中派生出来的各种问题。它们的格式比较简单（比如，奏告人头衔的复杂全称可以省略，只需简单地报告现职）。这种经由机要渠道进行的交流是一种互惠：奏告人通过向主人递进机要情报来表达其忠诚和感恩；而皇帝则应之以父执般的严厉（偶尔也有温暖）。常规奏折体现了官僚制的形式，而朱批奏折则反映了个人间的礼数。常规奏折是官与官之间的对话，而朱批奏折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明发”是传达给官僚全体的信息，而“朱批”和“廷寄”则是迅速、机密而准确的行动文件，用以向特定的官员发出指示或提出告诫。
江南的隐情
一些尴尬的发现
彰宝：查外省咨拏之犯或有住址姓名而现在查无踪迹，或仅开姓名而并无乡贯住址。总由匪徒狡黠，隐匿真线，混以游供抵饰，希图延展之计。
朱批：此固有之。汝等尚如此，何怪匪徒？
彰宝：此等……重犯巨魁一日不获，……而地方亦无能宁谧。
朱批：所以督催汝等，正为此也。其奈汝等上下模棱之习牢不可破何？
彰宝：畀任封疆凡讼师棍徒机衙蠹积贼等匪不过为害一处者，无刻不行察访，以冀肃法安良。安敢将此等奸宄邪恶稍致怠忽疏纵？
朱批：大不是矣。将现在情形速奏来。
白话文：
彰宝上奏：追查外省发文要求抓捕的犯人，有的案卷上登记了住址和姓名，现在去追查却完全找不到人；有的只写了姓名，根本没有籍贯、居住地址。这都是匪徒狡猾奸诈，刻意隐瞒真实行踪线索，胡乱编造虚假口供来搪塞遮掩，企图拖延官府抓捕。
皇帝红字批示：这种情况本来就常有。你们当官办案都尚且这般敷衍疏漏，又怎么能怪匪徒有心躲藏？
彰宝上奏：这类首要重犯、匪首一天抓不到，当地就一天无法安定太平。
皇帝红字批示：朕之所以再三督促催促你们办案，正是因为这件事。可你们官场上上下下含糊推诿、敷衍了事的坏习气根深蒂固，根本改不掉，实在让人无可奈何！
彰宝上奏：我身负镇守一方的封疆重任，但凡挑唆诉讼的讼棍、地痞无赖、贪腐作恶的衙门差役、多年惯贼这类只祸害本地的恶人，我时时刻刻都在派人巡查搜捕，希望整顿法度、安抚安分百姓。我哪里敢对这些作奸犯科的歹人，有半点松懈、疏忽、放任不管？
皇帝红字批示：你这番说辞完全不对。立刻把当下真实的情况火速写成奏折呈报给我。
虽然朱批奏折制度具有广泛监督的潜在功能（即一个官员会为了个人利益而举告别人），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皇帝的假设是，地方官出于自身利益总是对手边的问题轻描淡写以减轻他失职的过失。
现场的眼线
彰宝恳求弘历责罚：他的失职导致了属下玩忽重情要案，而他本人也多少染上了官场积习。他请求弘历让吏部弹劾和处罚自己（朱批：“弹劾为时尚早，朕欲看汝有何能耐缉捕案犯。
浙江的撇清
至于永德本人则根本没有理由把责任推到前任巡抚身上。作为布政使，他就有责任直接向皇帝奏报。如果布政使仅仅报告钱谷浮词，而按察使仅仅报告刑名陈案，“搪塞敷陈，遂为尽奏事之责，又岂朕许令封函径达之本意乎？”
来自山东的进一步线索
所有这些现在对警觉的富尼汉来说已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他猜想这些罪犯不是别人，就是第一个案犯乞丐蔡廷章的同伙，他们改名换姓以逃避追捕。但通杲不肯承认他知道算命先生张四儒、和尚明远或其他案犯先前已供出的另几个妖术犯。富尼汉通知江南督抚缉捕悟成和他的八个徒众。江南的官员现在有了充分的线索。彰宝急忙派出干员去南京捉拿悟成，但不知如何事先走漏了风声，悟成业已潜逃。
张四儒的厄运
三十六岁的张四是鲁西南运河附近的金乡县人。他和十一岁的儿子秋儿是流浪乞丐，他们以唱“莲花落”（一种乞丐唱的民歌）向路人行乞。父子俩于 7 月 26 日来到徐州东门，碰到了一个来自湖广地区的赵三，高个汉人，五十上下。赵问他们何以为生，然后要他们替他割辫，每条五百文。他告诉他们，若用迷药，便可轻易将人迷倒割辫。赵未告诉他们辫子有何用，但给了张一把剪刀，一包迷药，然后约定以后在铜山县边界碰头。（这里根本没有提到术师玉石和尚——迄至此时，这个故事与富尼汉从山东乞丐处所获得的供词并没有什么不同。）
张四说他和儿子于 8 月 12 日到达宿州的赵家楼，在一赵姓人家门前唱曲讨乞。唱完后人都散去，唯有赵家雇工费永年留在那里。张走上去用迷药迷倒了他，然后割下他的辫梢，逃走了。后来他们趟过一条溪流，他的迷药浸湿了。张在儿子身上试了迷药，发觉药已失效。不久县役赶来抓住了他们（受害者醒来后向县役报了案），并搜出了辫尖、迷药和剪刀等犯罪证据。
接踵而来的危机
一个防范妖术的案件
督抚们警告州县僚属，谁让这些谣言反复流传就将弹劾谁。但是小民百姓并不会理会这些而轻易放弃自我保护。不久，更为警觉的防范手段在京畿附近流传开来。
我身上发颤，就昏迷了。我女人叫我不醒，忽见我的辫子没了四五寸。”被惊醒的孟妻听说过，把割剩的辫子都剃净并洗一下头，就能躲过灾难（6 月下旬关于割辫妖术的谣言已从山东传到了直隶。山东民间传说要防止妖术伤害，就要把全部辫子剪掉，然后用艾草、稻秸、金银花和大蒜洗头）。因此她叫来理发匠把昏迷的丈夫的头剃了并洗了头。直到中午时分孟农夫才渐渐醒来。不久，人们又发现另外两个同样的案子，一个是二十九岁以卖饼为生的夏葛白，另一个是十五岁的邻县男孩王然。
为了保护自己，许多住家都在门上和墙上贴上了防妖术的符咒。紧张的民众又因有关“怪虫”的谣言变得更为惊恐。据说这种怪虫来自邻省山西，能咬人致命。许多公共场所都张贴了匿名人所画的这种虫子的图像。北京市民们还传阅着预言饥荒、瘟疫和鬼怪横行的传单。
河南的执法
阿思哈说剪辫案在河南已经匿迹显然不可能。弘历回答说：“此语不实。”这是弘历的帝王手段，暗示除了官僚系统以外，他还有自己的其它情报来源。
阿思哈谦卑地回奏说：“诚如圣谕，其中自有阴谋不逞之犯。”（朱批：“无用废物！”）阿思哈说：“臣至愚。”（朱批：“竟是至愚。”）
（戳到本人笑点...）
阴谋的升级
不过，搜捕妖人的方法与通过士兵和巡卒追缉割辫匪犯不同。搜捕妖人当严密查访，不露主角，以免奸逆闻风避匿，更难搜寻根线。弘历用他在讨论要事时才喜欢用的语句结束了他的瑜旨：“勉之，慎之。”这样迫切的言词在仅仅讨论妖术问题时不曾出现过。行省官僚中无人怀疑清剿正在升温，而清剿的底蕴也发生了变化：它所涉及的不再仅仅是妖术，而是谋反。
救世的追求
与此同时，在直隶省荒原通往蒙古的路上，民众也受到了妖术恐慌的影响。我们无法知道这种恐慌是产生于对妖术的恐惧，或是受惑于剪辫的反满暗示，或是出自于对朝廷控制明显减弱的担心。但是一些人已经急急忙忙地在为世界末日做准备了。他们属于民间佛教的一支，叫做无为教，也叫做收元教，这个名称与相信世界末日将临的千福年信仰有关。这个教派的始祖据说是罗清（活动于 1509 ~ 1522 年）。该教一直为官府所禁，但现在被一个名叫孙嘉谋的人复活了。这一教派应归入“诵经派”，他们吃斋守戒，通过早期教派领袖传下的宝卷寻求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