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终结

民间的诬告
虽然民间诬告的全部情况要到几个星期以后才会清楚，但军机处在 10 月中讨论妖术案时已对此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怀疑。

1、张廷瑞捏造谋逆书诬告叔父
生员张廷瑞因家族家产纠纷，长期被叔父一家欺压，父母懦弱无力反抗。他担心普通家产官司难以胜诉，反而会被叔父报复，于是亲手撰写带有谋反内容的 “逆书”，专程远赴京城都察院告发叔父谋反，还牵连众多旁人。官府搜查后全无谋逆证据，经反复审讯，张廷瑞坦白是挟私捏造重罪诬告，乾隆判定诬告属实，下令从重处以极刑。
2、张二伪造剪辫物证诬告债主
张二拖欠关德麟债务无力偿还，双方冲突结怨。恰逢朝廷严查 “剪辫叫魂” 妖术大案，剪辫被视作谋逆妖邪重罪，张二便捡拾他人头发编制成辫，搭配自家剪刀偷偷藏入关德麟行李，到官府诬告对方剪人辫子、施行妖术。
除此之外，当时全国多地涌现同类诬告：有人挥霍光父辈财物后自剪辫子谎称遭妖匪劫掠、孩童逃学自割辫子谎称被妖术所伤、百姓为贪图官府悬赏主动自剪辫子栽赃旁人，均借叫魂大案构陷、脱罪、牟利。
民间借朝廷进行诬告的心理因素：1、普通民事纠纷维权无力，寄望重罪实现报复；2、趋利避害，借妖术说辞掩盖自身过错、逃脱责罚；3、利用朝廷高压的氛围，放大威慑效果，宣泄私人仇恨；4、逐利心理，借诬告博取朝廷悬赏；5、对基层常规司法不信任。
被告席上的叫魂犯
张四儒的坦白
军机大臣们然后命将山东案犯乞丐靳贯子带上大堂，但他辨不出张四为何人。靳贯子现在供称，张四儒的名宇是他捏造的，其实并没有这个人。他在本县认识一人叫张四，当时因受逼供，便在这个名字后面加了个“儒”字。这一供词令军机大臣们心生怀疑。虽然卖唱乞丐张四否认自己叫张四儒，却不能否认他叫张四（如前所述，这一名字的意思是“张家的第四个儿子”，在中国取这样名字的人一定很多）。这两个罪犯是否故意互不相认？
剪辫首犯的故事
那个拜术士为师的韩沛显的出现，只是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他现在也一口咬定，他在山东的所有供词都是在重刑下编造出来的，根本就没有妖僧“明远”这个人。但是，他的原供具体入微，因而仍然令军机大臣们感到困惑：他怎么会对施行妖术的细节有那么多的了解呢？
一个愚蠢的错误
泗水知县无法从通杲口中得到什么，于是兖州知府决定会同邹县知县孔传晊亲自审问通杲。孔系孔子六十八世孙，曾成功地让山东第一个剪辫犯乞丐蔡廷章招供。孔知县先用铁链将通杲缚吊于树上，继用铁锁盘地加以炭渣，令其跪上，再用木棍踩踏腿弯，复以桑条鞭其背后，又用夹棍严夹。重刑之下，通杲编造了他的故事。
整个案子怎么会变得这样荒谬离奇呢？对山东巡抚富尼汉的质询揭示，这整个事件竟是个愚蠢的错误。富尼汉后来解释说，孔知县其实是遭到了他的衙役的蒙骗。那些衙役受命去寻找通杲所供的剪辫受害者，他们必须在五天之内向孔知县报告结果，而据通杲所供，那些所谓的受害者都住在几百里远的外县。衙役们怕误了五天的期限受罚，就撒谎说他们找到了受害者，这样就坐实了通杲的原供。
旅途横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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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把大批囚犯关在同一牢房里的做法肯定造就了一个生动的囚犯文化，囚犯们在其中分享他们的悲惨遭遇。各色故事——包括巫术传说——都是囚犯们通常用于消磨痛苦的牢狱生活的方法。
某种药粉可能是从含有颠茄精或茛菪硷的各种花卉或其种子中提炼出来的。
说服弘历
毫无疑问，在整个叫魂案中，首席原告自始至终就是皇帝本人。这通过他在各地呈递来的奏章以及军机大臣们起草的上谕上的朱批清楚地表现出来。对官员们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他们办案的速度和力度层层加码，对行动迟缓的官员们则刻薄训斥——所有这一切都是弘历个人的杰作。军机大臣们所扮演的角色是微妙的：他们可能与弘历一样对谋反心存忧虑；但他们又不得不面对从各省衙门送来的备受折磨的囚犯，以及这些人血肉模糊的躯体和颠三倒四的故事。当疑问在他们头脑中不断增生时，他们手中捏拿着的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这个案子不仅关系到危险的剃发意象，还可能暗藏着阴谋玄机，更被押上了皇帝的无上权威。面对此案，他们怎样才能既显示出自己对皇帝的效忠与热忱，同时又避免制造冤狱的丑闻呢？
但是，案子本身现在已经大大地打了折扣。如果说，现有的新证据已使得整个叫魂案建筑于其上的那些供词发生了动摇；那么，即将从各省送来北京的诸多案子又会造成怎样的新困窘呢？人们如何才能将这种尴尬局面转报给弘历？——在这个案子上，他不仅已押上了个人的威望，甚至也押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
甚至在热情的皇上看来，冤狱的肆虐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到了 10 月 5 日，弘历在一份经由机密渠道发给各省督抚的不寻常的上谕中推论说，整个叫魂案很可能是由阴谋家们编造出来的，其目的则在于挑动人们对官府的仇恨并煽动造反。但是他别无选择，只能防患于未然，在注意不要伤及无辜的同时将所有嫌犯一网打尽。对于那些倍受压力的各省官僚来说，这是一个自相矛盾而无法实现的指示。
大学士刘统勋正动身从北京来承德。现年六十八岁的刘统勋是北京高层官僚中的佼佼者，在军机处已任职十二年，官声清廉。他敢于报告坏消息，并不惮坚持犯难招怨的政策。虽然弘历有时会觉得他讨厌，却对他抱有不可动摇的尊敬。
秘密廷寄的用词模棱两可，明发上谕的调子则相当严厉，我们对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应如何看待？从弘历的朱批中可以看出，由刑求而得到的口供使他感到愤怒和尴尬。但他仍然通过廷寄的秘密渠道坚持要各省保持警惕，并在廷寄和明发上谕中都强调，尽管“正犯”无一落网，却确实存在。这就表明，这不过是一种挽回面子的说法。
弘历知道，要维持朝廷的尊严，就只能坚持阴谋确实存在，并对清剿不力的官员予以惩罚。但另一方面，做为一种妥协，他也不能不对那些滥刑无辜以求假供的官员进行弹劾。
与官僚机器算总帐
迄今为止，朝廷并未承认叫魂案本身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它始终坚持首恶正犯确实存在，而他们的逍遥法外则是由于各省的失职。现在已是惩罚失职官员的时候了。弘历指出，“江浙督抚养痈遗患”，应由吏部“从严议处，以正纲纪”。这是他对官员们掩盖案情的报复。因玩忽职守而被罚的有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彰宝、安徽巡抚冯钤、浙江巡抚熊学鹏、前江苏巡抚明德（时为云南巡抚）和山西巡抚苏尔德。一批州县官员也因年初释放了叫魂嫌犯而遭革职。作为一种平衡和妥协，一些低级官员也由于对无辜嫌犯滥刑逼供而遭到弹劾。不少杰出官员（尤其是低级官员）的宦海前程因此毁于一旦。比如，徐州知州邵大业以善于治水著称，他的治水工程使当地百姓在他任内的七年中免受洪涝。为了对他在卖唱乞丐案中负有的责任予以惩罚，他被贬到一个边远的军职，不几年便死于任所。
考虑到叫魂案爆发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富尼汉所受到的惩罚只不过是在手腕上被轻轻责打一下而已。毫无疑问，这也是对弘历本人所犯错误的开释。
是否就是这个事件煽起了民间对于石匠叫魂的恐惧？军机大臣们不能作出确定的回答。但慈相寺事件证实了他们的一种怀疑：所谓的“叫魂”妖术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一个幽灵。这不过是奸刁之徒利用民间恐惧逞其私欲的又一个例子。无论如何，吴石匠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他和巨成及其他和尚、乞丐计兆美、农夫沈士良等人一起被遣回乡里释放。至此，本书故事中最初出现的那些角色——既包括受害者也包括施害者——终于都如释重负地退出了历史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