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博陵崔氏录》未详何书,检伊氏原文(P143):“One of these(指上文所言四部著作),T’an kang’s Lei-li,is quoted in the Ts’ui section of a Sung genealogical text.”,意为:“其中昙刚的《类例》在一本宋代姓氏书的‘崔氏’条中被征引”,这个“宋代姓氏书”即下文括号内标注的《古今姓氏书辩证》,而非《博陵崔氏录》。
同注:
另外成书于北齐的《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五‘崔’条记载,博陵崔氏内部亦有上下高低之别……引自第111页
按《古今姓氏书辩证》南宋邓名世撰,自当成书于南宋,检伊氏原文:“It (指昙刚《类例》)and another Nothern Ch’i book quoted seem to have ranked individual men within their clans or lineages……”,意为:“它以及另外一部被征引到的北齐著作似乎都曾品第博陵崔氏中个体成员的高下”,可知这部成书于北齐的著作不是指《古今姓氏书辩证》,而是指《辩证》一书中征引的李公恗《类例》。(见王力平点校本《古今姓氏书辩证》页79)。
当然原作者认为《新唐书•柳冲传》提到的四部姓氏书都成书于北朝也不确,除昙刚《类例》成于北齐外,《贞观氏族志》、路敬淳《姓略》、柳冲《姓族系录》皆出自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