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维也纳

我猛然发现，一种政治理论，尤其是它要应用于分析意识形态时，就必须以古典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为基础。
我从根本上认识到，除非你能阅读材料，否则你无法处理它们。这听起来像是无关紧要，但是，正如我后来发现的，这不仅是一个为人忽视的真理，也是我们大学聘用的许多人所猛烈抨击的，这些人最为从容自在地谈论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或托马斯和奥古斯丁，或但丁和塞万提斯，或拉伯雷和歌德，却根本不读他们高谈阔论的作者的一行字。
1933年后，这些年紧张的结果使我对威权主义国家的研究，我的著作在1936年出版。这是我试图洞彻左右意识形态在当代处境下的角色的第一次重大尝试，并试图理解，可以将极端意识形态分子遏制住的威权主义国家，最有可能捍卫民主。我那时在这些事情上的理论态度，无异于后来高等法院大法官杰克森（Robert H. Jackson）展现的态度，1949年，在他作为纽伦堡法庭成员熟悉欧洲激进意识形态之后，他在特米尼娄案（Terminiello case）中说，民主“不是一个自杀合约”。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Constitution_is_not_a_suicide_pact#Jackson.27s_Terminiello_formulation
"The choice is not between order and liberty. It is between liberty with order and anarchy without either. There is danger that, if the court does not temper its doctrinaire logic with a little practical wisdom, it will convert the constitutional Bill of Rights into a suicide p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