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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底，父亲领导的殷墟第三次发掘接近结束时，发现了著名的“大龟四版”，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贞卜文字。那时候，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正编写他的《卜辞通纂》一书。闻听消息后，他立即去信给“史语所”，迫切要求得到全部拓片。傅斯年为此征求父亲与董作宾的意见，他们商量后，都同情郭在流亡中还致力于做学问的精神，于是很快把全份尚未发表的拓片寄给郭沫若。郭沫若收到后立即把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书中，并在付印之后才告知“史语所”，这让父亲当时颇觉尴尬，但最后还是认为学术乃公共事业，不必为此按纯法理的观点追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