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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冬天及早春（1927年），每隔十天，我就要往返京津以此，以随时掌握美军防卫计划及紧急情况下从华北疏散美侨的安排。

由于形势严峻，巴特勒将军日夜升火，以防飞机、卡车及坦克的燃油冻结。部队几乎每日举行演习和调动，准备随时扑向北京作救援。将军对我说，接到使馆警报后，十四分钟内，就可以组织起一支一千六百人的救援部队上路，开往古老的首都。京津两市之间的公路在陆战队工兵监督下，早已修正妥贴。简陋的桥梁经加固后，可以承受坦克的重量。所有飞机都日夜备战，接到命令后，五分钟即可升空。

北京的所有美侨都接获通知，要求到使馆登记。使馆命令他们一旦的到预设的信号，就必须躲往有高墙保护的使馆区。使馆的海军陆战队有一支所谓的敢死队，约四十人，每人配一匹健硕的蒙古马。他们的任务是，一旦发生暴力排外的情况，就飞骑前往散布全市各处的美国家庭，将陷入险境的同胞带回使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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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冬天及早春，我跟巴特勒常常见面……听巴特勒将军讲述他的经历，包括驻扎在外国发生的故事、华盛顿的政坛秘闻以及费城的政治腐败。他当过费城的警察总监，曾试图铲除市政当局的贪污及黑白两道的勾结，却劳而无功。

真到不得已时，巴特勒自然会不惜在华北开战，以捍卫美国人的生命和权利。但他喜欢中国人，也仰慕他们，在职权允许的范围内，与中国人的反外国思潮特别是反美思潮作斗争，以避免战火。他做的极其成功，示好的同时，避免了示弱或谄媚。他特地告诉中国人，他的部队训练有素，状态上佳，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若美国人对中国的善意遭到卑鄙的暴力回报，部队必将全力出击。

遵循这一策略，他全面配合了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的所有活动及立场。在最紧张动荡的几个月里，两人经常在北京使馆碰头。他们一致认为，京津两地美国社区集中出现的问题容易解决，但散布在华北各地的零散传教士的问题，则会相当棘手。

南京暴行发生后，已有数百个传教士将家人送回了美国，另有数百个传教士举家撤往天津或北京，但仍有许多传教士拒绝离开传教点。他们已有许多同行被前进中的国民党杀害，照理应该明白，留在孤立而危险的地方，很容易将美国政府拖入与中国人的敌对状态，却依然固执己见。

想当烈士是极不寻常的渴求，且各有各的原因。许多传教士拒绝避往安全地点，并公开声明不需要本国政府保护，却不知，政府则无法报以同样的声明说：“某某人自寻死路，我们只好由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