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风尚：启蒙主义时期

【第二节】耶稣会士与中国（Cathay）的新形象 & 【第三节】启蒙思想家与中国

Cathay 马可·波罗对中国的称谓，常指长江以北地区。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ic>>（《中国哲人孔子》），1687，巴黎。此书影响了启蒙时期的意识形态。
耶稣会士把有关中国的情况传到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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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麦克拉斯：“其最终结果就是18世纪的欧洲对于中国了解极多。”（1989:37）
怀疑论者贝尔（Bayle, 1647-1706）：中国士大夫在本质上是无神论者。
利玛窦（Mattco Ricci）。
诺比利神父（Father Nobili）在东方经典和基督教《圣经》之间寻求一种语言学/阐释学的调和。1742年在教皇的明令禁止下被终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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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世纪中期，数量庞大的关于伟大亚洲文明的著述日益成型。
Guillaume Postel <<Des Merveilles du Monde>>（《神奇世界》），1553，法国。把东方构建为乌托邦，并认为自己所说的乌托邦相比托马斯·莫尔的幻想，是真实存在的。
Jean-Baptiste Du Halde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中华帝国全志》）, 1736,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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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期及前启蒙时期对东方哲学产生过持久兴趣的思想家：
Montaigne
Malebranche（1638-1715）《一个基督教哲学家和一个中国哲学家关于上帝的存在及其本质的对话》
Bayle 《历史与批评辞典》（Historical and Critical Dictionary）
Wolff（1679-1754） 《经验心理学》（1732）
Leibniz
Voltaire 《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Chine）（1755）、<<Zadig>>（1748）、《风俗论》（Essai sur lex（s） meours）
Diderot
Helvétius（1715-1771） 《百科全书》与Diderot一起
Quesnay魁奈 重农学派，“欧洲的孔夫子”。<<Le Dispotism de la Chine>>（1767，《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
Adam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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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re Poivre（1719-1786）法国东印度公司创始人之一。1740-1758年间曾广泛游历中国各地，返国后向欧洲介绍中国思想，是法国启蒙时代关心中国的三大巨头之一。
1769年，中国热已经逐渐消退，他仍宣称中国法律及中国孔子是最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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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quis D'Argens 阿尔让侯爵<<Lettres chinoise>> （中国人书简）
Oliver Goldsmith（1728-1774）奥利弗·戈德史密斯<<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在以上两书中，异教的中国被作为讽刺基督教欧洲习俗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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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confudanism（新儒家，疑为拼写错误），耶稣会士在17世纪创造的词语，视为古代儒家的一种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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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坚持认为儒家学者是自然神论信仰者，其对最高神性的信仰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对理性的自然之光的崇尚。他对佛教和道教颇为轻蔑，但却对儒家情有独钟，他“相信在中国能够发现宽容的宗教信仰结出的花朵，它没有教条，没有牧师，一言以蔽之，它是纯粹的自然神论”。（盖伊196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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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Leibniz，其私人图书馆最终收藏了至少50本关于中国的书籍，且具一定的系统性。
1679<<Novissima Sinica>>（《中国近事》），收编耶稣会士文章，他贡献了一篇长达17页的序言。
1713<<Discourses on the Natural Theology of China>>（《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在书中莱布尼茨宣称中国已经建立了一种基于理性而非神示的自然宗教。
对中国自然神学的兴趣使莱布尼茨转向了对其特殊的建立在阴阳对立互补基础上的有机主义哲学以及普遍和谐原则的分析。【……】单子理论与中国的阴阳对应思想彼此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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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Basil Guy巴盖尔·盖伊：
法律制定者和法律本身都要认识到自然秩序的原则，与中国的无为【laissez-faire】观念相一致——这一观念是他们政府理念的灵感源头。（196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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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个原则同样激发了魁奈及其弟子亚当·斯密，促使他们展开了现代经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