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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底层生活作为自己热爱的题材加以反复表现，这在新文学出现以来的十年里，女作家当中是少有的。由于萧红不是从意识形态宣传出发，而是根据内心的欲求而做着诉说的尝试，因此，她的作品没有一般的左翼文学的图解或者说教的成分。
身为女性，既是叛逆者，又是流浪者，这个不断反抗又始终不脱卑贱地位的作者身份，不能不给作品打下深刻而鲜明的烙印。许多被称作“乡土作家”者，因为以高贵的作家或教授的身份写作，所以往往能够制造“距离的美感”；如《边城》，就有才子加观光客的味道。萧红不同，她把自己直接烧在那里面
以她的热情与悲悯，与后起的张爱玲那种观察的、冷峭到近于嘲世的表现相比反差更大。至于丁玲，就侧重普罗大众题材和坚持女性主义立场来说，无疑是较为接近的。不同的在于，丁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革命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写作的，以致在一个特殊的政治语境里，不惜扭曲自己。而萧红，一直忠守着她的记忆，至死护卫着敏感易碎而又倔强高傲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