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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赵匡胤）此一行政重点从传统之抽象原则到脚踏实地，从重农政策到留意商业，从一种被动的形式到争取主动，如是给赵宋王朝产生了一种新鲜感。在许多方面这新气象打破了传统中国的沉闷作风而别开生面。

从经济方面讲，宋朝面临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进步；城市勃兴，内陆河流舟楫繁密，造船业也突飞猛进。中国内地与国际贸易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峰，铜钱之流通也创造了新纪录，之后再未为任何朝代所打破。另外因政府提倡开矿与炼矿的进展极速，纺织业和酿酒业的情形也相？。

创世之主赵匡胤对意识形态全不关心，结果宋代之理学与政治哲学不能分割，使意识形态的影响更为庞大。

唐代之覆亡不由于道德治败坏，也不是纪律的全部废弛，而是立国之初的组织结构未能因时变化，官僚以形式为主的管制无法作适当调整，以致朝代默念彻底的地方分权只引起军阀割据。

这些成就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可能胜任愉快的，他们免不了要将注意力放在经济上效能最落后的方面去，以保持全面的均衡，由是免除了地区间的摩擦。

赵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成为一软弱的朝代，它的军旗从未在北方草原地带展开过，更不用说向东北或西北角延伸到中亚的腹地里去了。它也没有像汉唐一样，占领今日越南之一角。钥匙不怕说得过于简单的话，我们可以概括地指出，全宋319年的记录，无非是军事的挫败和退却，所有的例外则是以“岁币"为名向北方少数民族购得的和平。

中国人缺乏坚强的民族观念也构成赵宋王朝的一大弱点。

中国人自己提倡一种神话，认为亚洲所有的民族都是皇帝的子孙，只因地域之阻隔才有了人种的区别。

在20世纪末叶提及王安石，我们更感到惊异：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项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方法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这种扩张性的眼界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为不能改变的定数，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人物远。

现代金融经济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纪要全部保函，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

有了今日之眼光，我们才能断言要将这帝国之财政商业化，金融之管制方式必须到位。宋代内陆商业组织之实况于这种要求相去至远。

岳飞死后二十年，被南宋朝廷平反，中国人因崇拜失势英雄的习惯，将他崇敬得仅次于关羽。

宋朝不能在战与和的途径上长期保持其政策之前后一致，对本身造成的损害，远超过秦侩的奸计。

宋朝向南后撤至少使朝廷赢得短暂的喘息机会，这地带的湖泊河流与运河，使来自北方的战士不能彻底发挥其长处。

女真建立的金，外表上是赵宋王朝的死敌，内心却深切地仰慕南朝。自天文占测至编制历日和宫廷音乐，他们一意模仿。而当他们印制纸币时，甚至创下了一种空前的纪录：其贬值为六千万比一。

宋朝的经济不能用以改革社会，无法否认的，是导致以上发明不能作为有系统增进的一大主因。从西方的经验来看，必须商业的影响力远超过农业生产的影响时，上述突破才能发生。

历史学家无从否定理学家增强了以后中国儒生的正直观念和坚强的态度。可是他们讨论的范围纵使渊博，彼此间的不同纵然多途，今日看来，他们的立场仍是过于单纯，他们仍无法脱离一种被安排的环境，即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在这前提之下，他们的主静与主敬，和西方文艺复兴时的人物观感不同。后者自由思想之展开，与当日趋向商业化的运动同时。

与之相较，上述无谓宋朝的哲学家和他们无数的僚友全穿着中国官员之袍服，他们是官僚的教师。

然则中国缺乏商业革命，不能产生文艺复兴，乃是因为地理环境与技术因素，而不由于意识形态。宋朝亘三百一十九年的奋斗，只证明了中国的南方虽富庶，仍不能在组织上做到整体化，因此敌不过以简单与粗枝大叶精神所组成的北方国家。

从历史的眼光看来，蒙古人（远征日本）的挫败证明了在现代科技发展之前，极难使一路上强国同时也成为海上强国。

中国官僚政府诚然牵累多而功效少，有时尚且有马虎塞责，又有以伪善作口头禅的倾向，可是它必须应付成千上万的农民，所以政府必须清廉。传统中国对本人谦逊对人礼让的作风，足使很多事端无法启齿，且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又有法律支撑，就用不着法理学上很多高深奥妙的院里，而牵涉到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了。政府授权于各家族，让他们管束自己的子弟，于是衙门减轻了本身的人物；各官僚在诗歌哲学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们的工作无需全部确凿切实，即司法也离不开相对的成分。由于他们不对各地区特殊的情形认真，所以他们总是可以用最低的共通因素作为适用于全国的标准，因此整个文官组织的官位差不多都可以互相交换，而一个大帝国即可以用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治理。除了施政的风向得考虑，其他特殊的情事已无关宏旨。这种体制不好的地方容易被看穿，然则要改弦更张，既要对付中国广泛的疆域和内中各种复杂的情形，又受限于当日技术上能支持的程度，（有如交通通讯），也就不合实际亦没有初看起来的容易了。

八思巴虽为国师，他和喇嘛教给中国人的影响也和儒教给蒙古人西藏人的影响相似——鲜有功效。初浅看来，因果报应的观念，又纠缠着重生转世，足以将精神上的力量兑现而成为来生再世的威权，加上巫术式的仪节，应当对不识字的中国农民极具魅力。可是要有政治上的功效，则必须政教合一，同时也要将中层的知识分子铲除。历史证明，这套做法只有在一个原始的经济圈内有效。

马鞍上驰骋自如的骑士借着自然的力量征服了大多数在小块土地上种田的农夫，却缺乏组织上的技能，使两方同时受益而前进，而彼此结合，却又无法保存这征服者文化上的本来面目。

……录取的人员也不任重要职守，旨在底层组织中授受不重要的官位。中国不少读书人因此郁郁不得志，只好将才能向其他方面发展，写剧本即是其中之一，从此元曲即包含着优雅的文具，又带着日用俗语，更添上戏台上技术名词，使中国文学另开别径，这也使中国之舞台进入一段黄金时代。

人类中常有很多事迹，其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不能从短浅的眼光窥测，即使当时人物所作的判断，也可能尚有因果因素，超过他们的人身经验。

昊天明命

六百年后我们翻阅这段记录，深有感触的不是当中节目的详尽，而是如此一部计划在事实上 竟可以付诸实施。很显然的，朱元璋的明朝呆着不少乌托邦的色彩，它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中央集权能够到达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组织与结构都已简化，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已经被整肃成为一个严密而有均匀的体制，在图书情形下，则由民间经济做主，形成人力与物资可以互相交换的公式，而厘定分工合作的程序，其过程虽复杂，但在朱元璋督导之下，则可以借行政上的管制付诸实施了。

可是他所规划的长久影响则只有令人扼腕，这等于向中外宣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它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意称心，政府本身既不对服务性质之组织与事业感到兴趣，也无意于使国民经济多元化，至于整备司法和立法的组织足以使经济多元化成为可能，更不在它企划之内了。

明朝官僚主义程度之坚强与缺乏弹性，举世无比。

明朝主静而不主动。

15世纪初，朱元璋的一切规划好像全被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所否决。

中国自郑和下西洋之后，迄至19世纪无海军之可言，而19世纪向外购办之铁甲船，也在1895年的中日战中被日本海军或击沉或拖去。

这缙绅阶级要不是与文官集团通声气，即是当中的成员，所以他们是全国中等地主和大地主，既为朝廷的执事人物也是乡村间的地方领袖，因之构成了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之间的联系。

自朱瞻基之后，他们很少有机会在重要关头定决策二影响到全帝国，只有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可算例外，可是为时已晚。所谓奇特之处乃是他们在合战的关头，君主与臣僚通常意见一致，很少有争辩的地方，反而他们的私生活倒成为公众的问题。

传统的历史家认为他（万历皇帝）最大的过失，乃是让他自己的私生活阻碍公众事务。

当一个国家尚不能用数目字管理时，君主立宪不可能成为事实，可是独裁制也有它力不能及的地方。

百官对皇位之继承极端地注意，如果皇位可以由人为的力量给予或攫夺，则其神秘性已不存在，百官的信仰也成问题，以后的结果极难预料。

很少人注意到，此中尴尬之处乃中国在近代史里遇到的最大难关。因为如此，这帝国的资源才不易收集作有效使用，地方政府的效率也无法增进。另外户所积存之剩余很少用在投资的用途上，要不是用作高利贷的本钱，即供无谓的消费。因为财政之本身紧贴在农村之上，它也无力扶助村镇工业和地方上之商业作更进一步的发展。

倭寇之起，与走私贸易有关。

我们今日看来明朝末季停滞而无生气，可是当事人的观感很可以与我们的不同，特别是身兼地方上绅士的官僚，他们习于一切维持原状，在这种永恒不变的环境之中，个人生活不是没有令人心悦之处，大凡个人在科举场上得意即有社会上之名望，而做了中等以上的地主，其优秀阶级的地位已有了想当的保障。

可是无意于节省劳动力和不注重以探索知识为其本身之目的，可能为停滞的原因。

我们今日看来，可以想见中国在16世纪末叶，颇像一件玉制的装饰品：从美术的角度看来有它本身之完满，可是在结构的方面看来实为脆弱。

他（张居正）遇到最大的困难乃是明太祖朱元璋一手造成的大帝国自创立之始即不容改革，它不像一个国家，而像由一种文化塑成的形体。在某些地区，卫所制度无法废止而找到接替的办法，而国家的财政资源则过于分离散漫。

张之运动不能算是整体的干戈或局部的改革，它不过重整纪律二严格奉行节俭。

朱由检：“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朱由检宁死不屈，他的遗嘱在群众心里上有如致命武器，它给李自成的打击力量不亚于他自己投缳的绳索。

自我抑制和对人谦恕实际上妨碍了合理的争辩，每个人甚且不能将本身的利益道出。

传统上孟子的原则，只要民情欢悦，国君的出处不成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