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0页 退而求其次

记下几段内容，觉得值得人民想想的内容：

一、梁思成被迫就“大屋顶”问题，1969年写的检讨，其实对自己1949年后关于北京城旧城的想法表现得更为充分：
我窃取了都委会要职不久，就伙同右派分子陈占祥抛出那个以反对改建北京旧城为目的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妄图在复兴门、阜城门外建设中央人民政府的行政中心，把旧北京城当作博物馆那样保存下来。它刚刚出笼就被革命群众彻底粉碎了。于是，我就退一步把住审图这一关，蛮横专断地要送审单位在新建筑上加盖大屋顶。同时，我还抓住一切机会写文章，做报告，讲“中国建筑”，顽固地鼓吹：
（1）建筑是艺术；
（2）新中国的建筑必须有“民族形式”；
（3）古代留下来的“文物建筑”必须尽可能照原样保存下来。
1953、54两年间，在我的宣扬推销下，“大屋顶”的妖雾已弥漫全国各地，周总理在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对各地的豪华建筑提出严厉批评。这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已指示对大屋顶进行批判了。

二、梁思成儿子梁从诫的回忆：
1949年，我父亲兴奋得不得了，我母亲病成那样，也是同样的兴奋，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有计划的制度，只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大家都会遵守，而不是像资本主义制度那样各干各的。我父亲当时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规划很难实现，对不起，这块地是我的，我要盖成什么样是我的权利，国家不能干预。他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土地是公有的，一切活动都是计划性的，这样才有可能来通盘规划一个城市，是这个城市......

对比1951年梁思成的自述，追忆1949年的心境：
使我留在北京不走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对反动政府已不存丝毫幻想，另一方面幻想着“社会主义”。我从研究都市计划的理论开始，我以为自己是一个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我不只赞成计划经济，并且希望它表现在区域、城乡、都市、住宅等计划上……我自己认为在思想上同共产党是接近的，所以愿意留在这里等共产党来。

三、
他对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汪季琦说：“总有一天我要组织一个废话协会，我任会长，我的废话是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