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仁第四（上）

不知为何，出奇地喜欢这一章。选择一些写点小心得吧。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出于污泥而不染的气魄，大概是很难有的，起码在“得知”以前。所以最好还是找一个好的环境和氛围，不要过于相信自己的自制力。让环境帮助自己成长，而不是成为阻碍。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按照逻辑，这句并不必然得出“仁者可以久处约，可以长处乐”，不过确是这么解的。李泽厚说，中国文化的精髓在于比附，而非逻辑推演。比如“学而第一”中子贡问《诗经》里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为何解，孔子竟然说“告诸往而知来者”！这是哪跟哪嘛！

仁者安于仁，知者贪于仁，即是仍未得到；看来境界还是有差别。不过，按照柏拉图的传统，爱智者已是人类所能达的最高境界，得智者、拥智者乃神也。中国传统中凡圣的界限好像是可穿越的，所谓“超凡入圣”是也。人人皆可成佛，却不是人人皆可成耶稣、上帝；穆罕默德、真主。也奇怪，东方的宗教理念上这样极致地平等，社会制度的民主化演变却要滞后如此多年，不知韦伯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对于这种宗教伦理和社会制度的差异。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读到这一句，回肠荡气。“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是孔子心中的绝对命令么？好像没有那么绝对。正如“孝”在“为政第二”一章中对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是不同的内容一样，孔夫子的“仁”也是因人而异的。孔子兼哲学家和教育家二者为一，知道讲话要区分对象的，就和苏格拉底对Glaucon和对Thrasymachus谈话不一样一个道理。
但在孔子心目中真的没有作为绝对命令的“仁”么？且看“里仁”章中的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在这里，孔子明确区分了“礼”和“礼让”。《四书章句集注》中说：“让者，礼之实也。”说明孔子重的是作为礼之实的让，而不是具体的礼。“八佾第三”一章中孔子回答子夏关于诗经中句子的问题，子夏比附孔子的回答，道：“礼后（于仁）乎？”；孔子大喜，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看来具体的礼是在仁之下的，依托于仁的，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第三”） 所以礼之让，应该指的是仁，这种实质上的仁，与仁的各种具体形式（可以是尊礼，可以是行孝）是不同的，是绝对的道德规范，就和康德“不许说谎”的绝对命令一样。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这句与佛老之道只差一个“义”字。义，古是“杀”之义，符合道德的暴力。然则想深一层，这样解有问题，这个道德，到底是指自然正义（natural right），还是指传统正义（conventional right）？是指超脱于人类社会的绝对的善，还是在社会中的符合历史传统或大多数人意见的善，甚或更进一步，是实证主义者口中的立法者之意（在民主代议制中常常还不是大多数之意，更不是传统之意）？施特劳斯在"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极力想阐明为什么conventionalism/positivism/historicism会导致nihilism, 连韦伯的学术研究价值中立理论也成了他的靶子。在这个平民化的时代，贵族精神的提倡者都被打上了精英主义的标签，被唾弃。可是施派的兴起，恰恰在平民化、平等化的时代更显价值：它告诉我们在这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尊重彼此的价值其实是无视彼此价值的虚掩，没有最高的善其实是共同的堕落，没什么值得庆祝的。它作为后现代的一剂解药，提供了我们超越后现代困境的可能性。汪辉说中国的现代性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我理解这是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的后现代化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背负着历史的双重任务，切不可在现代化的途中，又吞了后现代性的恶果。我们还是需要最高价值，还是需要“义”的。这应是法律人的追求，不是民主，不是自由，是公义，即使是conventional right意义上的；如果这是第一步，那就先走这一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