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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我们仨失散了

（三）古驿道上相失
女的说：“她自己说，她得的是一种很特殊的结核病，潜伏了几十年又再发，就很厉害，得用重药。她很坚强。真坚强。只是她一直在惦着她的爹妈，说到妈妈就流眼泪。”
    我觉得我的心上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着热泪的眼睛。
    我不敢做梦了。可是我不敢不做梦。
我想到她梦中醒来，看到自己孤零零躺在医院病房里，连梦里的妈妈都没有了。而我的梦是十足无能的，只像个影子。我依偎着她，抚摸着她，她一点不觉得。
    我知道梦是富有想像力的。想念得太狠了，就做噩梦。我连夜做噩梦。阿圆渐渐不进饮食。她头顶上吊着一袋紫红色的血，一袋白色的什么蛋白，大夫在她身上打通了什么管子，输送到她身上。刘阿姨不停地用小勺舀着杯里的水，一勺一勺润她的嘴。我心上连连地绽出一只又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
她鲜花般的笑容还在我眼前,她温软亲热的一声声“娘”还在我耳边,但是,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晃眼她没有了。就在这一瞬间,我也完全省悟了。
    我防止跌倒,一手扶住旁边的柳树,四下里观看,一面低声说:“圆圆,阿圆,你走好,带着爸爸的祝福回去。”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泪来。
    我的手撑在树上,我的头枕在手上,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只听得噼嗒一声,地下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直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我痛不可忍,忙蹲下把那血肉模糊的东西揉成一团往胸口里塞;幸亏血很多,把滓杂污物都洗干净了。
我睁眼身在客栈。我的心已结成一个疙疙瘩瘩的硬块,居然还能按规律匀匀地跳动。每跳一跳,就牵扯着肚肠一起痛。阿圆已经不在了,我变了梦也无从找到她;我也疲劳得无力变梦了。
我初住客栈，能轻快地变成一个梦。到这时，我的梦已经像沾了泥的杨花，飞不起来。我当初还想三个人同回三里河的家。自从失去阿圆，我内脏受伤，四肢也乏力，每天一脚一脚在驿道上走，总能走到船上，与钟书相会。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态龙钟。他没有力量说话，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忽然想到第一次船上相会时，他问我还做梦不做。我这时明白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
    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我眼前一片昏黑，耳里好像能听到哗哗的水声。一个人在昏黑的乱山里攀登，时间是漫长的。我是否在山石坳处坐过，是否靠着大树背后歇过，我都模糊了。我只记得前一晚下船时，钟书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说：“你倦了，闭上眼，睡吧。”
    他说：“绛，好好里（即‘好生过’）。”我有没有说“明天见”呢？晨光熹微，背后远处太阳又出来了。我站在乱山顶上，前面是烟雾蒙蒙的一片云海。隔岸的山，比我这边还要高。被两山锁住的一道河流，从两山之间泻出，像瀑布，发出哗哗水声。我眼看着一叶小舟随着瀑布冲泻出来，一道光似的冲入茫茫云海，变成了一个小点；看着看着，那小点也不见了。
还没到客栈，一阵旋风把我卷入半空。我在空中打转，晕眩得闭上眼睛。我睁开眼睛，我正落在往常变了梦歇宿的三里河卧房的床头。不过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

这一部分是全书最悲沉的部分吧……用这样的梦的笔法。而之后的回忆里，即使一生坎坷，都因为有“我们仨”，而被轻轻带过，平淡的琐碎与被放大的快乐，是注入笔端的涓涓细流。


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一）
我们每天都出门走走，我们爱说“探险”去。早饭后，我们得出门散散步，让老金妻女收拾房间。晚饭前，我们的散步是养心散步，走得慢，玩得多。两种散步都带“探险”性质，因为我们总挑不认识的地方走，随处有所发现。

散步真是好习惯呀~
牛津人情味重。邮差半路上碰到我们，就把我们的家信交给我们。小孩子就在旁等着，很客气地向我们讨中国邮票。高大的警察，带着白手套，傍晚慢吞吞地一路走，一路把一家家的大门推推，看是否关好；确有人家没关好门的，警察会客气地警告。我们回到老金家寓所，就拉上窗帘，相对读书。

这段读来感觉极为美好。

（二）
我联想起三十多年后，一九七二年的早春，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我晚上把煤炉熄了。早起，钟书照常端上早饭，还赺了他爱吃的猪油年糕，满面得色。我称赞他能赺年糕，他也不说什么，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儿。我吃着吃着，忽然诧异说：“谁给你点的火呀？”（因为平时我晚上把煤炉封上，他早上打开火门，炉子就旺了。）钟书等着我问呢，他得意说：“我会划火柴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饭。
我们搬家是冒险，自理伙食也是冒险，吃上红烧肉就是冒险成功。从此一法通，万法通，鸡肉、猪肉、羊肉，用“文火”炖，不用红烧，白煮的一样好吃。我把嫩羊肉剪成一股一股细丝，两人站在电灶旁边涮着吃，然后把蔬菜放在汤里煮来吃。我又想起我曾看见过厨房里怎样炒菜，也学着炒。蔬菜炒的比煮的好吃。
还有活虾。我很内行地说：“得剪掉须须和脚。”我刚剪得一刀，结果虾在我手里抽搐，我急得扔下剪子，扔下虾，逃出厨房，又走回来。钟书问我怎么了，我说：“虾，我一剪，痛得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吧！”钟书跟我讲道理，说虾不会像我这样痛，他还是要吃的，以后可由他来剪。
我爱读诗，中文诗、西文诗都喜欢，也喜欢和他一起谈诗论诗。我们也常常一同背诗。我们发现，我们如果同把某一字忘了，左凑右凑凑不上，那个字准是全诗最欠妥帖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另一位常客是向达。向达嘀咕在休士牧师家天天吃土豆，顿顿吃土豆。我们请他同吃我家不像样的饭。
（英国的土豆………………）

（三）
“世界青年大会”开会期间，我们两位大代表遇到可溜的会，一概逃会。我们在高低不平、窄狭难走的山路上，“探险”到莱蒙湖边，妄想绕湖一周。但愈走得远，湖面愈广，没法儿走一圈。
钟书谆谆教诲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我们的女儿的确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钟书这段时间只一个人过日子，每次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了。然后他又做了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了。
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我们在伦敦“探险”时，他颧骨上生了一个疔。我也很着急。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她教我做热敷。我安慰钟书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我认认真真每几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没几天，我把脓拔去，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钟书好萌，杨绛好能干……）

以上二人在英国的部分倒是全书我最喜欢的一部分。
杨绛先生在回忆着写这段最快乐时光时，大概也是含着笑的吧。所有的沉重都还没有露出端倪，两个在后世看来极有分量的人物，那时是在国外读书刚开始自己过日子的年轻人，透着一股子新鲜和俏皮劲，生动美好极了。


（四）
如果这是在孩子出生之前，我也许会答应。可是孩子怀在肚里，倒不挂心，孩子不在肚里了，反叫我牵心挂肠，不知怎样保护才妥当。
过了年，大姐姐才告诉我：妈妈已于去年十一月间逃难时去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得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钟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钟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
我自己才做了半年妈妈，就失去了自己的妈妈。常言“女儿做母亲，便是报娘恩”。我虽然尝到做母亲的艰辛，我没有报得娘恩。

（五）
我表姊的妯娌爱和婆婆吵架，每天下午就言来语去。我大姐姐听到吵架，就命令我们把卧房的门关上，怕表姐面上不好看。可是钟书耳朵特灵，门开一缝，就能听到全部对话。婆媳都口角玲珑，应对敏捷。钟书听到精彩处，忙到爸爸屋里去学给他们听。大家听了非常欣赏，大姐姐竟解除了她的禁令。
我和钟书在出国的轮船上曾吵过一架。原因只为一个法文“bon”的读音。我说他的口音带乡音。他不服，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我也尽力伤他。然后我请同船一位能说英语的法国夫人公断。她说我对、他错。我虽然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钟书输了，当然也不开心。常言：“小夫妻船头上相骂，船杪上讲和。”我们觉得吵架很无聊，争来争去，改变不了读音的定规。我们讲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但此后几年来，我们并没有各持异议。遇事两人一商量，就决定了，也不是全依他，也不是全依我。我们没有争吵的必要。


（六）
钟书喜欢“格物致知”。从前我们一同“探险”的时候，他常发挥“格物致知”的本领而有所发现。圆圆搬个小凳子坐在怪客面前细细端详，大概也在“格物致知”，认出这女人就是曾在弄堂口带个女儿的人。
两年不见，她好像已经不认识了。她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圆圆对爸爸发话了。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
　　钟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这是圆圆的原话，我只把无锡话改为国语。我当时非常惊奇，所以把她的话一字字记住了。
（神逻辑呀！）
她和爸爸一起玩笑，一起淘气，一起吵闹。从前，圆圆在辣斐德路乖得出奇，自从爸爸回来，圆圆不乖了，和爸爸没大没小地玩闹，简直变了个样儿。她那时虚岁五岁，实足年龄是四岁零两三个月。向来只有人疼她，有人管她、教她，却从来没有一个一同淘气玩耍的伴儿。

（八）
圆圆的肠胃可以吃西瓜，还有许多别的东西我也让她吃了。钟书爱逗她，惹她，欺她，每次有吃的东西，总说：“Baby，no eat．”她渐渐听懂了，总留心看妈妈的脸色。一次爸爸说了“Baby，no eat．”，她看着妈妈的脸，迸出了她自造的第一句英语：“Baby，yes eat！”她那时约六岁。
那时圆圆七周岁，在外公家和两个表姐、四个表弟结伴。我老家的后园已经荒芜，一群孩子在荒园里“踢天弄井”，只圆圆斯文。别人爬树，她不敢，站在树下看着。我小时特别淘气，爬树、上屋都很大胆；圆圆生性安静，手脚不麻利，很像钟书自称的“拙手笨脚”。
　　苏州老家的电线年久失修，电厂已不供电，晚上只好用洋油灯。一群孩子到天黑了都怕鬼，不敢在黑地里行动。圆圆却不知惧怕，表姐表弟都需她保镖。她这点也颇有父风。我是最怕鬼的，钟书从小不懂得怕鬼。他和钟韩早年住无锡留芳声巷，那所房子有凶宅之称。钟韩怕鬼，钟书吓他“鬼来了！”钟韩吓得大叫“啊！！！！”又叫又逃，钟书大乐。他讲给我听还洋洋得意。
　　有一次，我三姐和七妹带一群孩子到观前街玄妙观去玩。忽然圆圆不见了。三姐急得把他们一群人“兵分三路”，分头寻找。居然在玄妙观大殿内找到了她，她正跟着一个道士往大殿里走。道士并没有招她，是她盯着道士“格物致知”呢。她看见道士头发绾在头顶上，以为是个老太婆；可是老太婆又满面髭须，这不就比“精赤人人”更奇怪了吗？她就呆呆地和家人失散了。
　　姐姐妹妹都怪我老把圆圆抱着搀着，护得孩子失去了机灵。这点我完全承认。我和圆圆走在路上，一定搀着手；上了电车，总让她坐在我身上。圆圆已三四岁了，总说没坐过电车，我以为她不懂事。一次我抱她上了电车，坐下了，我说：“这不是电车吗？”她坐在我身上，勾着我脖子在我耳边悄悄地央求：“屁股坐。”她要自己贴身坐在车座上，那样才是坐电车。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从没坐过电车。
　　圆圆在苏州的一桩桩表现，都带三分呆气，都不像我而像钟书。

圆圆手足的骨骼造型都和钟书的手脚一模一样；圆圆安静，手脚不麻利，像钟书；圆圆胆子大，像钟书；圆圆格物致知，像钟书；两个指头翻书像钟书，翻得快像钟书……
总是这些描述打动我。她看钟书，就算是调侃，也样样是好的，亲切的，她的圆圆像钟书，也是样样好的……这种深切又温柔的感情，在这些描述中，化成了一体，都是一种尽善尽美的无瑕。

（九）
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做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钟书曾说：“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志气，三十犹狂是无识妄人。”他是引用桐城先辈语：“子弟二十不狂没出息，三十犹狂没出息”；也是“夫子自道”。

（十）
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我当专任，我却只愿做“散工”。因为我未经改造，未能适应，借“散工”之名，可以逃会。妇女会开学习会，我不参加，因为我不是家庭妇女。教职员开学习会，我不参加，因为我没有专职，只是“散工”。我曾应系里的需要，增添一门到两门课，其实已经够专任的职责了，但是我为了逃避开会，坚持做“散工”，直到“三反运动”。

（十一）
动物园也是我们喜爱的地方。一九三四年春，我在清华读书，钟书北来，我曾带他同游。园内最幽静的一隅有几间小屋，窗前有一棵松树，一湾流水。钟书很看中这几间小屋，愿得以为家。十余年后重来，这几间房屋，连同松树和那一湾流水，都不知去向了。
更聪明的是聪明不外露的大象。有公母两头大象隔着半片墙分别由铁链拴住。公象只耐心地摇晃着身躯，摇晃着脑袋，站定原地运动，拴就拴，反正一步不挪。母象会用鼻子把拴住前脚的铁圈脱下，然后把长鼻子靠在围栏上，满脸得意地笑。饲养员发现它脱下铁圈，就再给套上。它并不反抗，但一会儿又脱下了，好像故意在逗饲养员呢。我们最佩服这两头大象。

（十二）
钟书早年写的《吃饭》一文中说：“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他没说吃菜主要在点菜。上随便什么馆子，他总能点到好菜。他能选择。选择是一项特殊的本领，一眼看到全部，又从中选出最好的，他和女儿在这方面都擅长：到书店能买到好书，学术会上能评选出好文章，到绸布庄能选出好衣料。我呢，就仿佛是一个昏君。我点的菜终归是不中吃的。
　　吃馆子不仅仅吃饭吃菜，还有一项别人所想不到的娱乐。钟书是近视眼，但耳朵特聪。阿瑗耳聪目明。在等待上菜的时候，我们在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我听到的只是他们的一言半语，也不经心。钟书和阿瑗都能听到全文。我就能从他们连续的评论里，边听边看眼前的戏或故事。
　　“那边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
　　“跑来的这男人是夫妻吵架的题目———他不就是两人都说了好多遍名字的人吗？……看他们的脸……”
　　“这一桌是请亲戚”———谁是主人，谁是主客，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又专爱说废话，他们都头头是道。
　　我们的菜一一上来，我们一面吃，一面看。吃完饭算账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还演得正热闹，还有新上场的。
　　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我们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

（十三）
有一夜，他穿了又重又不暖和的厚呢大衣在屋里满地走。我已连着几夜和衣而卧，陪着他不睡。忽然，我听不见他呼啸，只见他趴在桌上，声息全无。我吓得立即跳起来。我摸着他的手，他随即捏捏我的手，原来他是乏极了，打了个盹儿，他立刻继续呼啸。我深悔闹醒了他，但听到呼啸，就知道他还在呼吸。

（十四）
钟书脚力渐渐恢复，工作之余，常和我同到日坛公园散步。我们仍称“探险”？因为我们在一起，随处都能探索到新奇的事。我们还像年轻时那么兴致好，对什么都有兴趣。
（保持一双新鲜新奇的眼和”探险“的兴致，最难得呀）

（十五）
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做绳子使用。钟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
我译完《堂·吉诃德》。外文所领导体谅我写文章下笔即错，所以让“年轻人”代我写序。可是出版社硬是要我本人写序。稿子压了一年也不发排。我并不懂生意经。稿子既然不付印，我就想讨回稿子，以便随时修改。据说这一来出版社要赔钱的。《堂·吉诃德》就没有序文而出版了。
钟书高兴说：“《管锥编》和《堂·吉诃德》是我们最后的书了。你给我写三个字的题签，我给你写四个字的题签，咱们交换。”
　　我说：“你太吃亏了，我的字见得人吗？”
　　他说：“留个纪念，好玩儿。随你怎么写，反正可以不挂上你的名字。”我们就订立了一个不平等条约。
这段时期，钟书和我各随代表团出国访问过几次。钟书每和我分离，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阿瑗回家后，我曾出国而他和阿瑗同在家，他也详尽地记下家中琐碎还加上阿瑗的评语附识。这种琐琐碎碎的事，我们称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滞留海滩上的石子。我们偶然出门一天半天，或阿瑗出差十天八天，回家必带回大把小把的“石子”，相聚时搬出来观赏玩弄。平时家居琐琐碎碎，如今也都成了“石子”。

（十六）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每个人摇身一变，可变成好几个人。例如阿瑗小时才五六岁的时候，我三姐就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钟书最小。”我的姐姐妹妹都认为三姐说得对。阿瑗长大了，会照顾我，像姐姐；会陪我，像妹妹；会管我，像妈妈。阿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我又变为最大的。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和阿瑗都是好学生，虽然近在咫尺，我们如有问题，问一声就能解决，可是我们决不打扰他，我们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才发问。他可高大了。但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读到此处，想到一周前，杨先生一百零一岁了，感慨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