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页 导言

在第2-3页，作者罗列出了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名发出的解释，一共有20项，从发布时间和解释的效用来看，1999年因吴嘉玲案做出的解释，是全国人大真正开始动用解释权的开始，此后，在基本法之外，全国人大还多次就刑法方面的问题进行解释。

吴嘉玲案“逼迫”全国人大把解释权运用起来，虽然解释的方式和程序还有待完善，但从中国法治发展的角度看，的确是好事，毕竟把开了个头，也就有了发展的可能性。

基本法的解释，涉及到香港法律体制和内地法律体制之间的碰撞，难免具有一定的政治性，想要取得进展，不是容易的事，但全国人大解释权在刑法方面的运用，则为更普遍地运用解释权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实验平台，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