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的世界

哲学是童话故事的相反。

葛朗维格(N．F．S．Grundtvig)：”真实启蒙之于人如同阳光之于土”

歌德：”不能汲取三千年历史经验的人没有未来可言。”

歌德作品《浮士德》： 浮士德死时，回顾他一生的成就，用一种胜利的语气说：此时我便可呼喊：停驻吧!美妙的时光!我在人世的日子会留下印记，任万代光阴飞逝也无法抹去，我在这样的预感中欣喜无比，这是我生命中最崇高的瞬际。
浮士德一死，魔鬼便说：谈到既往，不过是蠢话一句!过去的已经过去，消失在虚无里，一切又从零开始！一生劳苦奔忙有何益?到头终究须把眼儿闭！‘消逝了！’这个谜可有尽期?正仿佛一切不曾开始，若再回头重新活过一天，我情愿选择永恒的太虚。

唯有清晰地意识到有一天她终将死去，她才能够体会活在世上是多么美好。 

在某一时刻，事物必然曾经从无到有。

接受彼此的信仰要比去问为什么大家不能有一致的信仰更加重要。

生命本来就是悲伤而严肃的。我们来到这个美好的世界里，彼此相逢，彼此问候，并结伴同游一段短暂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失去了对方，并且莫名其妙就消失了，就像我们突然莫名其妙的来到世上一般。 

自然派哲学家（自然派的哲学家也被称为“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
泰利斯：认为水是万物之源。
安纳克西曼德(Anaximander)：认为我们的世界只是他所谓的“无限定者”(注：世界由无限定者元素所构成)中无数个生生灭灭的世界之一。 
安那西梅尼斯(Anaximenes，约公元前570年～公元前526年)：他认为万物之源必定是“空气”或“气体”，他主张空气是泥土、水、火的源头。 
帕梅尼德斯：认为现有的万物是一直都存在的。没有任何事物会改变。我们的感官认知是不可靠的。 
赫拉克里特斯：所有事物都是流动的。每一件事物都在不停变化、移动，没有任何事物是静止不变的，因此我们不可能“在同一条河流中涉水两次”。当我第二次涉水时，无论是我还是河流都已经与从前不同了。万物都会改变(“一切事物都是流动的”)。我们的感官认知是可靠的。 
恩培窦可里斯(Empe—docles)：认为大自然不可能只由一种“元素”组成，大自然是由四种元素所组成的，他称之为四个“根”。这四个根就是土、气、火与水。他认为自然界有两种力量。他称之为“爱”与“恨”。爱使得事物聚合，而恨则使他们分散。 
安纳萨哥拉斯(Anaxagoras，公元前500～公元前428年)：主张大自然是由无数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粒子所组成，而所有事物都可以被分割成更小的部分。然而，即使是在最小的部分中也有其他每种事物的成分存在。他称呼这些含有“各物的一部分”的“小粒子”为“种子”。他认为“秩序”是一种力量，可以创造动物与人、花与树等。他称这个力量为“心灵”或“睿智”。他还说过，太阳不是一个神，而是一块红热的石头，并指出，月亮自己并不会发光，它的光来自于地球。同时他还解释了日蚀的现象。 
德谟克里特斯(约公元前460～公元前370）：认为自然界的转变不是因为任何事物真的有所“改变”。他相信每一种事物都是由微小的积木所组成，而每一块积木都是永恒不变的。德谟克里特斯把这些最小的单位称为原子。原子(atom)这个字的本意是“不可分割的”。大自然是由无数形状各异的原子组成的，然而，无论它们的数量和形状多么无穷无尽，它们都是永恒不变、不可被分割的。德谟克里特斯并不相信有任何“力量”或“灵魂”介入大自然的变化过程。他认为世间唯一存在的东西就只有原子与虚空。由于只相信物质的东西，因此我们称他为唯物论者。 

最著名的两位希腊历史学家是贺若多陀斯(Herodotus，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24年)与修西德底斯(Thucydides，公元前460～公元前400年)。 

医学：  根据希波克拉底派的医学传统，要预防疾病，最重要的就是饮食起居要节制，同时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希波克拉底要求他的学生宣读下列的誓言： 我将依照自身的能力与判断，采用对病人有利的疗法与处方，绝不施以有害或有毒之物。无论应何人之请，我也绝不给予致命药物或做此类之建议，也绝不协助妇女堕胎。进入病家访视时，我将以病人的福祉为念，不做任何贪渎害人之事，不受男女奴仆之引诱。我在执业时之所见所闻，凡不应泄漏者，我将严予保密。若我遵行此一誓言，不懈不怠，愿上苍使我乐享生命、精进医事并受世人敬重。若我违反誓言，愿我遭相反之命运。
 
诡辩学派：  这一派的哲学家是苏格拉底时代雅典的主流学派。诡辩学家与自然派哲学家有一个共通点：他们都批评传统的神话。但诡辩学家不屑从事在他们眼中了无益处的哲学性思考，他们的看法是：虽然哲学问题或许有答案，但人类永远不可能揭开大自然及宇宙之谜。在哲学上，类似这样的看法被称为【怀疑论】。诡辩学家认为虽然无法知道所有自然之谜的答案，却可以肯定人类必须学习如何共同生活。因此，他们宁愿关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问题。诡辩学家宣称世间没有绝对的是非标准。     
普罗塔哥拉斯(Protagoras，约公元前485年~公元前410年)：诡辩学家，他曾说过：“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意思是：一件事情是对是错、是好是坏，完全要看它与人类的需求有何关系而定。有人问他是否相信希腊的诸神时，他答道：“这个问题太复杂，而生命又太短促了。”一个无法确定世上是否有神的人，我们称他为【不可知论者】。 

苏格拉底(公元前470～公元前399年，他被控“宣扬新的神明，腐化青年人”，他坚持不肯妥协，最后落得被定罪处死的人。) ：  透过柏拉图的著作，我们能够得知苏格拉底的生平（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苏格拉底认为他的工作就是帮助人们“生出”正确的思想，因为真正的知识来自内心，而不是得自别人的传授。唯有出自内心的知识，才能使人拥有真正的智慧。借着假装无知的方式，苏格拉底强迫他所遇见的人们运用本身的常识，这种装傻、装呆的方式，我们称为【苏格拉底式的反讽】。苏格拉底：“知善者必能行善。”意思是人只要有正确的见解，就会采取正确的行动。他与那些诡辩家不同的是，他相信辨别是非的能力就存在于人的理性中，而不存在于社会中。苏格拉底认为人如果违反自己的理性就不会快乐。而那些知道如何找到快乐的人就会遵照自己的理性行事。因此，明白是非者必然不会为恶。 

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  柏拉图关心的是永恒不变的事物与“流动”事物之间的关系(同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一样)。他既关心自然界中永恒不变的事物，也关心与人类道德及社会有关的永恒不变的事物。柏拉图认为自然界中有形的东西是“流动”的，所以世间才没有不会分解的“物质”。属于“物质世界”的每一样东西必然是由某种物质做成。这种物质会受时间侵蚀，但做成这些东西的“模子”或“形式”却是永恒不变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并非一种“基本物质”，而是形成各种事物模样的精神模式或抽象模式。柏拉图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在物质世界的背后，必定有一个实在存在。他称这个实在为“理型的世界”，其中包含存在于自然界各种现象背后、永恒不变的模式。我们称之为【柏拉图的理型论】。柏拉图的观点是：我们对于那些不断改变的事物不可能会有真正的认识，对于那些属于感官世界的具体事物只能有意见或看法。我们能够真正认识的，只有那些我们可以运用理智来了解的事物。柏拉图认为实在世界可以分为两个领域：其中一个是感官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每一件事物都会流动，而且没有一个是永久不变的；另外一个领域则是理型的世界，我们可以用理性来确实认识这个世界，无法用感官来察知这个理型的世界，但这些理型(或形式)是永恒不变的。【理想国】就是一个虚构的理想的国度，也就是我们所称的【乌托邦】。 

亚理斯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  不仅是希腊最后一位大哲学家，也是欧洲第一位大生物学家。柏拉图运用他的理性，而亚理斯多德同时也运用他的感官。柏拉图是一位诗人与神话学家，亚理斯多德的文章则朴实精确，如百科全书。亚理斯多德认为“形式”存在于事物中，因为所谓形式就是这些事物的特征。在柏拉图的理论中，现实世界中最高层次的事物乃是那些我们用理性来思索的事物。但对亚理斯多德而言，真实世界中最高层次的事物乃是那些我们用感官察觉的事物。柏拉图认为，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看到的一切事物纯粹只是更高层次的概念世界（以及灵魂）中那些事物的影子。但亚理斯多德认为，人类灵魂中存在的事物纯粹只是自然事物的影子，因此自然就是真实的世界。根据亚理斯多德的说法，柏拉图是陷入了一个神话世界的图像中不可自拔，在这个世界中人类的想像与真实世界混淆不清。亚理斯多德指出，我们对于自己感官未曾经验过的事物就不可能有意识，我们所拥有的每一种想法与意念都是透过我们看到、听到的事物而进入我们的意识。不过我们也具有与生俱来的理性，因此天生就能够组织所有的感官印象，并且将它们加以整理与分类。亚理斯多德认为具有理性正是人最大的特征，但在我们的感官经验到各种事物之前，我们的理性是完全真空的。因此人并没有天生的观念。 亚理斯多德认为实在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质料”是事物组成的材料，“形式”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特征，“质料”总是可能实现成某一特定的“形式”。亚理斯多德认为自然界的每一种变化，都是物质从“潜能”转变为“实现”的结果。一件事物的“形式”不但说明了这件事物的潜能，也说明了它的极限。亚理斯多德提倡【黄金中庸】：人既不能懦弱，也不能太过鲁莽，而要勇敢(不够勇敢就是懦弱，太过勇敢就变成鲁莽)；既不能吝啬也不能挥霍，而要慷慨(不够慷慨即是吝啬，太过慷慨则是挥霍)。亚理斯多德描述了三种良好的政治制度：一是君主制，就是一个国家只有一位元首，这种制度如果要成功，统治者就不能致力于谋求私利，以免沦为“专制政治”。第二种是“贵族政治”，就是国家由一群人来统治，这种制度要小心不要沦于“寡头政治”(或我们今天所称的“执政团”式的政治制度)。第三种是亚理斯多德所称的Polity，即“民主政治”，但这种制度也有不好的一面，因为它很容易变成暴民政治。亚理斯多德倾向于认为女性在某些方面并不完整，在他眼中，女性是“未完成的男人”在生育方面，女性是被动的，只能接受，而男性则是主动且多产的。亚理斯多德宣称小孩只继承男性的特质，他相信男性的精子中具有小孩所需的全部特质，女性只是土壤而已，她们接受并孕育种子，但男性则是“播种者”。用亚理斯多德的话来说，男人提供“形式”，而女人则仅贡献“质料”。

希腊文化：  亚历山大征服各地的结果使得埃及、东方(远至印度)的文明与希腊的文明得以结合在一起。在这个文明中，希腊的文化与希腊的语言扮演了主导的角色，维持了大约三百年。这个名词除了指这段时期外，也指在马其顿、叙利亚与埃及这三个希腊王国风行的以希腊为主的文化。希腊文化的特色在于国与国、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界线泯灭了。

罗马时期(近古时期)：  自从大约公元前50年以后，罗马在军事与政治上逐渐占了上风。这个新的超级强权逐渐征服了所有的希腊王国。从此以后，从西边的西班牙到东边的亚洲等地，都以罗马文化与拉丁文为主。这是罗马时期的开始。
　　 
犬儒学派：  一天苏格拉底站在街上，注视着一个贩卖各种商品的摊子，说：“这些东西中有太多是我根本不需要的啊!”这句话可以做为犬儒派哲学的注解。这个学派是在公元前400年左右由雅典的安提塞尼斯(Antisthenes)所创（安提塞尼斯曾受教于苏格拉底门下）。犬儒派学者强调，真正的幸福不是建立在外在环境的优势之上。真正幸福的人不依赖这些稍纵即逝的东西。同时每一个人都可以获致幸福，一旦获得了这种幸福，就不可能失去它。犬儒学派相信，人们毋需担心自己的健康，不应该因生老病死而苦恼，也不必担心别人的痛苦而让自己活受罪。到了今天，【犬儒主义】这些名词的意思变成是对人类真诚的轻蔑不信，暗含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的态度与行为。 

斯多葛学派：  在公元300年左右兴起于雅典，创始人季诺(Zeno)。最初他加入犬儒学派，经常在门廊上聚集徒众（斯多葛(Stoic)这个字就是源自希腊文stoa(门廊)）。斯多葛派人士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宇宙常识的一小部分，每一个人都像是一个“小宇宙”(microcosmos)，乃是“大宇宙”(macrocosmos)的缩影。他们因此相信宇宙间有公理存在，亦即所谓【神明的律法】。神明律法是建立在亘古长存的人类理性与宇宙理性之上，因此不会随时空而改变。全体人类(包括奴隶在内)都受到神明律法的管辖。斯多葛学派除了否认个人与宇宙有别之外，也不认为“精神”与“物质”之间有任何冲突。他们主张宇宙间只有一个大自然。这种想法被称为【一元论】(monism)，与柏拉图【二元论】(du—alism)或【双重实在论】相反。斯多葛学派强调，所有的自然现象都只是遵守大自然不变的法则，因此人必须学习接受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事物是偶然发生的，每一件事物发生都有其必要性。他们认为，我们也不能为生活中一些欢乐的事物所动。到了今天，我们仍用“斯多葛式的冷静”(stoic　calm)来形容那些不会感情用事的人。斯多葛学派人士极富时代精神，思想非常开放。他们比那些【木桶哲学家(犬儒学派)】更能接受当代文化，他们呼吁人们发扬“民胞物与”的精神，也非常关心政治。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活跃的政治家，最有名的是罗马皇帝奥瑞里亚斯(MarcusAurelluS，公元121年～180年)。他们在罗马提倡希腊文化与希腊哲学，其中最出类拔萃的是集演讲家、哲学家与政治家等各种头衔于一身的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年～公元前43年)，创立了【人本主义】(一种主张以个人为人类生活重心的哲学)。若干年后，同为斯多葛学派的塞尼卡(Seneca，公元前4年～公元65年)表示：“对人类而言，人是神圣的。”这句话成为人本主义的口号。 
　　 
伊比鸠鲁学派：  公元前300年左右，伊比鸠鲁(Epicurus，公元前341年~公元前270年)在雅典创办了“伊比鸠鲁学派”。他将阿瑞斯提普斯的享乐主义（苏格拉底关心的是人如何能够过着良好的生活，犬儒学派与斯多葛学派将他的哲学解释成“人不能沉溺于物质上的享受”。不过，苏格拉底另外一个弟子阿瑞斯提普斯(Aristippus)则认为人生的目标就是要追求最高度的感官享受。“人生至善之事乃是享乐。”他说，“至恶之事乃是受苦。”因此他希望发展出一种生活方式，以避免所有形式的痛苦为目标。犬儒学派与斯多葛学派认为人应该忍受各种痛苦，这与致力避免痛苦是不同的。) 加以发展，并结合德谟克里特斯的原子论。传说中伊比鸠鲁住在一座花园里，因此这个学派的人士又被称为“花园哲学家”，花园的入口处写着：“陌生人，你将在此地过着舒适的生活。在这里享乐乃是至善之事物。”。伊比鸠鲁学派强调在我们考量一个行动是否有乐趣时，必须同时斟酌它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伊比鸠鲁并且相信在追求较短暂的快乐时，必须考虑是否另有其他方式可以获致更大、更持久或更强烈的快乐。伊比鸠鲁强调，所谓“乐趣”并不一定指感官上的快乐，交朋友与欣赏艺术等也是一种乐趣。此外，我们若要活得快乐，必须遵守古希腊人自我规范、节制与平和等原则。自我的欲望必须加以克制，而平和的心境则可以帮助我们忍受痛苦。 伊比鸠鲁扼说：“死亡和我们没有关系，因为只要我们存在一天，死亡就不会来临。而当死亡来临时，我们也不再存在了。”伊比鸠鲁以他所谓的“四种药草”来总结他的哲学：“神不足惧，死不足忧，祸苦易忍，福乐易求。”伊比鸠鲁学派对于政治或团体生活并不感兴趣，劝人要“离群索居”。在伊比鸠鲁之后，许多伊比鸠鲁学派的人士逐渐沉溺于自我放纵，他们的格言是“今朝有酒今朝醉”。Epicurean这个字如今已具有贬意，被人们用来形容那些专门追求享乐的人。 

新柏拉图派哲学：  最重要人物是普罗汀(Plotinus，约公元二O五年～二七O年)。普罗汀将【救赎论(doctrine of salvation)】带到罗马，此一学说后来成为基督教的劲敌。普罗汀认为，世界横跨两极：一端是“上帝”的神圣之光，另一端则是完全的黑暗，接受不到任何来自上帝的亮光。普罗汀的观点是：这个黑暗世界其实并不存在，它只是缺乏亮光照射而已。世间存在的只有上帝。就像光线会逐渐变弱，终至于熄灭一样，世间也有一个角落是神圣之光无法普照的。昔罗汀的比喻很像柏拉图所说的洞穴神话：我们愈接近洞，就愈接近宇宙万物的源头。不过，与柏拉图的二元论（柏拉图的理型论，他将宇宙分为理型世界与感官世界。这表示他将肉体与灵魂区分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人乃成为二元的造物：我们的身体就像感官世界，所有的事物一般是由尘与土所构成，但我们的灵魂却是不朽的。）相反的是，普罗汀理论的特色在于万物一体的经验。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是一体，因为上帝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即使在柏拉图所说的洞穴深处的影子中也有微弱的上帝之光。

神秘经验：  一种与上帝或“天地之心”合而为一的体验。许多宗教都强调上帝与整个宇宙之间的差距，但在神秘主义者的体验中，这种差距并不存在。他们认为，我们通常所称的“我”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我”，有时在一刹那间，我们可以体验到一个更大的“我”的存在。有些神秘主义者称这个“我”为“上帝”，也有人称之为“天地之心”、“大自然”或“宇宙”。当这种物我交融的情况发生时，神秘主义者觉得他们失去了“自我”，像一滴水落入海洋一般进入上帝之中。基督教的神秘主义者塞伦西亚斯(Silesius，公元1624年～1677年)有一种说法：“每一滴水流入海洋后，就成为海洋。同样的，当灵魂终于上升时，则成为上帝。”。“失去自我”你所失去的东西比起你所得到的东西是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你所失去的只是眼前这种形式的自我，但同时你却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广大。你就是宇宙，你就是那天地之心，这时你也就是上帝。这个“凡俗的自我”乃是你我无论如何终有一天会失去的。但根据神秘主义者的说法，你的真正的“自我”（这个你唯有放弃自我才能感受到的东西）会永恒。曾促使印度教传入西方的一位印度人余维卡南达(SwamiVivekenanda)有一次说道：“世界上有些宗教将那些不相信上帝以人形存在于众生之外的人称为无神论者。同样的，我们也说那些不相信自己的人是无神论者。因为，我们认为，所谓无神论就是不相信自己灵魂的神圣与可贵。”
 
印欧民族：  所有使用印欧语言的民族与文化。希腊人与罗马人属于印欧文化。印欧民族相信宇宙间有许多天神，即【多神论】，印欧民族乃是多神论者。各印欧文化有相近的思想模式，他们都将世界看成善与恶无休无止相互对抗的场所，因此舟欧民族才会经常试图“预测”世界未来的前途。印欧人希望能够“洞察”世界的历史。对印欧人而言，视觉乃是最重要的感官。印度、希腊、波斯与条顿民族的文学都以宏大的宇宙观(cosmicvision)为特色(在这里vision这个字源自拉丁文中的Video这个动词)。印欧文化的另一个特色是经常制作描绘诸神以及神话事件的图画和雕刻。印欧民族认为历史是循环的，在无尽的生生死死中有不同的文明兴亡消长。印度教与佛教这两大东方宗教都源自印欧文化，希腊哲学亦然。印度教与佛教都强调万物皆有神性(此即“泛神论”)，并主张人悟道后就可以成佛，为了要悟道，人必须深深自省或打坐冥想。同样，在古代的希腊，许多人也相信禁欲苦修或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可以使灵魂得救。此外，许多印欧文化也有“灵魂转生”或“生命轮回”的观念。两千五百多年来，每一个印度人的生命终极目的就是要挣脱轮回。柏拉图也相信灵魂可以转生。

闪族文化：耶稣是犹太人，而犹大人属于闪族文化。他的语言和印欧语系完全不同。闪族人源自阿拉伯半岛，后同样迁徙到世界各地。两千多年来，这些犹大人一直过着离乡背井的生活。西方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包括所有信奉基督的教派，最重要的有四种：主要是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英国圣公会，其中基督教又称新教，是十六世纪宗教革命后才分出来的)与伊斯兰教——都源出闪族。基督教虽然源自闪族文化，但新约则是以希腊文撰写，同时，基督教的教义神学成形时，曾受到希腊与拉丁文化的影响，也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上帝与以色列订的“旧约”，耶稣代表上帝与人类订的“新约”。闪族一开始就相信宇宙间只有一个上帝，这就是所谓的【一神论】。犹大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是一神论的宗教。闪族文化相信历史乃是呈直线式发展，他们认为历史是一条不断延伸的线。神在鸿濛大初时创造了世界，历史从此展开，但终有一天它会结束，而这一天就是所谓的“最后审判日”，届时神将会对所有生者与死者进行审判。闪族文化中最重要的感官是听觉，因此犹大人的圣经一开始就是“听哪!以色列”。对闪族人而言，描绘或雕凿神像是不可以的（基督教会的教堂却到处都是耶稣与上帝的画像，这是基督教受到希腊罗马文化影响的结果。希腊与俄罗斯等地的希腊正教至今仍不许信徒制作有关圣经故事的雕像)。与东方各大宗教相反的是，西方三大宗教强调上帝与造物之间有一段距离。对他们而言，生命的目的不在脱离轮回，而在于从罪恶与谴责中得救。此外，西方的宗教生活较偏重祈祷、布道和研究圣经，而不在于自省与打坐。

如果每一个小时代表一百年，耶稣是在午夜诞生的，快到凌晨一点半时，保罗开始四处游历传教广，刻钟后死于罗马。接近凌晨三点时，基督教教会大致上仍遭到禁止，但到了公元后313年时，基督教已经被罗马帝国接受，这是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的时候。许多年后，这位伟大的君主在临死前受洗成为基督徒。从公元380年起，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第四世纪时，罗马内忧外患。公元330午时，君士坦丁大帝将罗马帝国的首都由罗马迁到他在通往黑海之处所兴建的一个城市——君士坦丁堡。许多人把这座新城市当成‘第二个罗马’。395年时，罗马帝国一分为二：西方帝国以罗马为中心，东方帝国则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410年时，罗马遭蛮族劫掠。到476年，整个西方帝国都被摧毁了。东方帝国则继续存在，一直到1453年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为止，那时君士坦丁堡就改名为伊斯坦堡，公元529年，即教会关闭雅典的柏拉图学园那一年，圣本笃修会成立，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大修会。这一年、因此成为基督教会箝制希腊哲学的一个象征。从此以后，修道院垄断了所有的教育与思想。这时，时钟正走向五点半。
中世纪事实上指的是界于两个时代之间的一个时期。这个名词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另外，这个时期又被称为‘黑暗时代’，因为它是古代与文艺复兴时期之间笼罩欧洲的漫长的‘一千年的夜晚’。公元400年以后的第一个一百年间确实是一段文化式微的时期。在此之前的罗马时期是一个‘高等文化’，然而，到了中世纪最初的几百年间，这整个文化都瓦解了，贸易与经济也崩溃了。中世纪的人们又回到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当时的经济是以‘封建制度’为特色。在中世纪最初的数百年间，欧洲人口大量减少。从政治方面来说，罗马时期在第四世纪末时就结束了。不过，当时罗马主教已经成为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最高领袖，他被称为‘教宗’或‘父’，并逐渐被视为基督在世上的代理人。因此，在中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罗马一直是基督教的首府。不过，当各新兴民族国家的君主与主教势力愈来愈强大时，有些人就开始反抗教会的势力。古罗马帝国却逐渐分裂成三种不同的文化：在西欧的是拉丁式的基督文化，以罗马为首都；在东欧则是希腊式的基督文化，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君士坦丁堡后来又改为希腊名‘拜占庭’，因此我们现在一般都将欧洲的中世纪文化分成‘拜占庭的中世纪’与‘罗天主教的中世纪’；除此之外，北非与中东地区过去也曾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这个地区在中世纪期间发展成为讲阿拉伯语的伊斯兰教文化。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后，中东与北非成了伊斯兰教地区。不久后，西班牙也成为伊斯兰教世界的一部分。伊斯兰教将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与巴格达视为‘圣城’。从文化史的观点来看，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当时阿拉伯人也占据了古代希罗马地区的城市亚力山卓。因此，古希腊科学文明有一大部分为阿拉伯人所继承。在整个中世纪期间，阿拉伯人在数学、化学、天文学与医学等方面都居于领先的地位。希腊罗马文化分裂成三种文化：西边的罗马天主教文化、东边的东罗马帝国文化与南边的阿拉伯文化。新柏拉图派哲学在西边承传了下来，柏拉图与亚理斯多德的哲学则分别在东边与南边承传了下来。在中世纪末期，这三种文化在意大利北部交会融合。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力来自于在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希腊文化的影响力来自于希腊和拜占庭帝国。这时，【文艺复兴时期】(古代文化的‘再生’)就逐渐开始了。从某个角度来看，古代文化在中世纪期间可说并未消亡。已经八点了，从圣奥古斯丁的时代到现在已经过了四百年了。现在，学校开始成立了。从现在起到十点钟为止，道院所办的学校将会垄断所有教育工作。在十点和十一点之间，第—所由教堂创办的学校将会成立。到正午时，最早的几所大学将会出现，几座宏伟的歌德式大教堂也将在此时建成。这座圣玛莉教堂也是在十三世纪(或称‘高歌德时期’)兴建的。

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公元354年~430年)：  他并非一生都是基督徒，是在仔细研究各种不同的宗教与哲学后才决定信教。中世纪初期的圣奥古斯丁将柏拉图‘基督教化’。圣奥古斯丁主张上帝与世界之间有一道不可跨越的距离。在这方面他坚决支持圣经的说法，反对普罗汀所说‘万物皆为上帝的一部分’的主张。不过他仍然强调人是有灵性的生物。他认为人有一具由物质造成的躯体，同时人有灵魂，可以认识上帝。圣奥古斯丁的观点是：没有人值得上帝的救赎。然而上帝到底还是决定拯救某些人，使他们免下地狱。圣奥古斯丁把人分成两种，一种会得救，一种会受罚。圣奥古斯丁认为，为了使人类获得启蒙，也为了摧毁邪恶，历史是有必要存在的。神以其先知先觉导引人类的历史，从亚当一直到世界末日。 
奉摩尼教：古代末期很典型的一个教派一半是宗教，一半是哲学。他们宣称宇宙由善与恶、光与暗、精神与物质等二元的事物所组成。人类可运用精神来超脱于物质世界之上，并借此为灵魂的救赎做好准备。 

圣多玛斯(ThomasAquinas1225到1275年)：  哲学家和神学家。圣多玛斯将亚理斯多德加以‘基督教化’，他用亚里斯多德的话来诠释圣经。圣多玛斯想要证明世间只有一个真理，而亚里斯多德所说的真理并未与基督教教义冲突。他指出，我们可以透过理性的思考与感官的证据推知一部分的真理，但另外一部分真理则是由上帝透过圣经对我们加以启示。这两方面的真理在一些重要的点上是互相重叠的。他认为，我们用理性可以体认到我们周遭的事物必然有个‘目的因’。这是因为上帝既透过圣经，也透过理性向人类显现，所以世上既有‘信仰神学’也有‘自然神学’。在道德方面也是如此，圣经教导我们上帝希望人类如何生活，但上帝同时也赋予我们良心，使我们自然而然会分辨是非善恶。因此，我们要过道德的生活，也有两条路可走。即使我们从来没有在圣经上读过‘己所欲者施于人’的道理，我们也知道伤害人是不对的，在这方面，比较可靠的道路仍然是遵守圣经中的十诫。圣多玛斯认为，万物的存在分成若干渐进的层次。最低的是植物，其次是动物，再其次是人类，再其次是天使，最上面则是上帝。

圣多玛斯的时代过后不久，原本团结一致的天主教文化开始出现分裂的现象。哲学与科学逐渐脱离教会的神学，使得宗教生活与理性思考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自由。当时有愈来愈多人强调人们不能透过理性与天主沟通，对人来说，最重要的事不是去了解神的奥秘，而是服从神的旨意。新的科学方法与新的宗教狂热于是逐渐产生。在这种环境下，十五与十六世纪发生了两大变动，就是文艺复兴运动与宗教改革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十四世纪末期起文化蓬勃发展的现象，它是指古代艺术与文化的再生，也说它是“人道主义的复兴”，因为在漫长的中世纪，生命中的一切都是从神的观点来解释，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一切又重新以人为中心。当时的口号是“回归本源”，所谓本源主要是指古代的人文主义。罗盘、火器与印刷术这三大发明，乃是文艺复兴时期所以形成的重要因素。自给自足式的经济逐渐转型为货币经济体系。文艺复兴时期的中产阶级也开始脱离封建贵族与教会的势力。这段期间，欧洲与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和东方的拜占庭文化接触日益密切，于是欧洲人又开始注意到希腊文化的存在。在中世纪期间，上帝是一切事物的出发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则以人为出发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使得大家对人本身和人的价值重新产生了信心，这和中世纪时强调人性本恶的观点截然不同。这个时期的哲学家认为人是极其崇高可贵的。其中最主要的人物之一是费其诺(MarsilioFicino)，他告诉人们：“认识自己，呵，你这藏在凡俗身躯内的神明子孙啊！”。另外一个主要人物是米兰多拉(PieodellaMirandola)，他写了《颂扬人的尊贵》这篇文章。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更强调个人主义。当时人的观念是：我们不仅是人，更是独一无二的个体。理想中的人是我们所谓的‘文艺复兴人’，就是艺术、科学等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人。由于对人的观点改变了，于是人们开始对人体的构造产生兴趣。就像在古代一般，人们又开始解剖尸体以了解人体的结构。同时，这个时期也再度出现许多描绘人体的艺术作品。这个时期人们的目标是要打破所有的藩篱与禁忌。从希腊人文主义的观点来说，这倒是一个新的想法，因为古代的人文主义强调的是宁静、中庸与节制。在文艺复兴时期，各个领域都有无可比拟的进展，无论艺术、建筑、文学、音乐、哲学与科学都以空前的速度蓬勃发展。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认为重建罗马是他们的文化责任，而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在圣彼得的坟墓上建一座圣彼得大教堂，这座教堂号称世界第一。文艺复兴运动也使得人们对大自然有了新的看法。这时候的人们比较能够尽情享受生活，不再认为人活着只是为死后的世界做准备，因此他们对物质世界的看法也完全改观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则认为大自然是神圣的，甚至是‘神的花朵’。这类观念有时会遭到教会的反对。布鲁诺(GiordanoBruo)不仅宣称神存在于大自然中，而且相信宇宙是无限大的，结果他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惩罚，在1600年被绑在罗马花市的一根柱子上活活烧死。不过在文艺复兴时期，所谓的‘反人文主义’也同样盛行，指的是各国政府与教会的威权。在文艺复兴时期，审判女巫、烧死异教徒的风气非常盛行。魔法、迷信充斥，而且不时有人发动血腥的宗教战争。美洲也是在这段时期被欧洲人用蛮横的手段征服了。这些都是人文主义阴暗的一面。文艺复兴时期的新产物“新科学方法”，所谓新科学方法是指以崭新的角度来看待科学，这种方法到后来才结出明显的科技果实。它最主要的一点是用我们的感官来调查研究大自然，在整个中世纪期间，人们过度迷信理性思考的重要性。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则认为研究大自然现象必须以观察、经验与实验为基础。我们称之为【实证法】，即以亲身经验，而不是以古人的著作或凭空想象之物，来做为知识的基础（古代也有实证科学，但从来不曾以有系统的方式做过实验）。新科学方法的出现促成了技术革命，这是第一个阶段。而技术革命又为后来的每一项发明打下了基础。可以说人类这时已经开始脱离自然环境了，人类不再仅仅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们开始认真干预大自然并加以控制。

新世界观：  哥白尼(NicolausCopernicus)《天体运行论》(OntheRevolutions　OFtheCelestialSpheres)，地球绕太阳运行。 ‘以太阳为中心的世界观’，也就是相信万物以太阳为中心的意思。” 。

伽利略首度提出所谓的‘惯性定律’。 

克卜勒指出：  各星球之间一定有某种力量使它们相互吸引，并相信潮汐的涨落一定是受到月亮引力的影响。不过伽利略反对这种说法，因为伽利略不相信别重力能够在很远的距离外或各星球之间发挥作用。

牛顿：  他是将太阳系与星球轨道描述得最完整的一个科学家，他不但能说出各星球如何绕太阳运转，而且可以解释它们为何会如此运转。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参考了 ‘伽利略动力学’。他提出我们所谓的‘万有引力定律’，就是说宇宙间两个物体相互吸引的力量随物体的大小而递增，并随两物体之间的距离而递减。牛顿证明这种引力是存在于宇宙各处的。在计算行星轨道时，他只应用了伽利略所提出的两个自然法则：一个是惯性定律。牛顿说明所谓惯性定律就是‘一个物体除非受到外力的作用使它改变状态，否则它会一直处在静止或呈直线进行的状态’；另外一项定律是伽利略利用斜面证明的定律，就是：当两股力量同时作用于一个物体上时，这个物体会循椭圆形的路径移动。牛顿就以此来解释为何所有行星都围绕太阳旋转。这时以太阳为宇宙中心的世界观终于得到了彻底的证实以及完整的解释。当牛顿证明宇宙各处适用同样的法则时，但是他的信仰却从未动摇，他认为自然法则的存在正足以证明宇宙间确有一位伟大、万能的上帝。 
　　 
宗教改革：  在中世纪的天主教教会中，只有教士和僧侣能看得懂圣经，因为当时的圣经都是拉丁文写的。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圣经被人从希伯来文与希腊文翻译成各国语言。这是导致所谓‘宗教革命’的主要因素。

马丁路德：当时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之所以和天主教会决裂是因为他不肯购买赎罪券，要取得上帝的赦免也不是靠购买教会所售的‘赎罪券’；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马丁路德认为人们并不需要教会或教士居中代祷才能获得上帝的赦免。马丁路德摒斥了教会中许多从中世纪起就形成的宗教习惯与教条。他希望回到新约中所描述的早期基督教的面貌。他说：‘我们只信靠经文。’他希望以这个口号将基督教带回它的‘源头’，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希望回到艺术与文化的古老源头一般。马丁路德将圣经译成德文，因此创造了德文的文字。马丁路德并不相信任何人能够透过教会举行的仪式获得上帝的赦免与宽宥。他说：人只能透过信仰得救，这是‘无法用金钱交换的’。马丁路德重视个人，强调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马丁路德曾经宣称，自从亚当与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人类就彻底腐化了，他相信唯有透过上帝的恩典，人类才能免于罪孽。因为罪恶的代价就是死亡。 

巴洛克时期：  十七世纪，即巴洛克时期(BaroquePeriod)。【巴洛克】这个名词原来的意思是“形状不规则的珍珠”，这是巴洛克艺术的典型特征。它比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要更充满了对照鲜明的形式，相形之下，后者则显得较为平实而和谐。十七世纪的主要特色就是在各种相互矛盾的对比中呈现的张力。当时有许多人抱持文艺复兴时期持续不坠的乐观精神，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人过着退隐山林、禁欲苦修的宗教生活。无论在艺术还是现实生活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夸张华丽的自我表达形式，但另外一方面也有一股退隐避世的潮流逐渐兴起。巴洛克时期的口头禅之一是拉丁谚语carpediem，也就是“把握今天”的意思；另外一句拉丁谚语则是mementomori，就是“不要忘记你将会死亡”。在艺术方面，当时的绘画可能一方面描绘极其繁华奢靡的生活，但在角落里却画了一个骷髅头。从很多方面来说，巴洛克时期的特色是浮华而矫饰的。但在同一时期，也有许多人意识到世事无常，明白我们周遭的美好事物终有一天会消殒凋零。在政治方面，巴洛克时期也是一个充满冲突的年代。当时的欧洲可说是烽火遍地。其中最惨烈的是从1618年打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所谓“三十年战争”指的是一连串战役，而受害最深的是德国，法国逐渐成为欧洲象强大的国家。有一大部分是由于基督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冲突，也有一些是为了争夺政权。十七世纪也是阶级差距很大的时代。巴洛克时期的建筑特色在于屋角与隙缝有许多细部装饰。当时政治情势的特色就是各种阴谋与暗杀充斥。巴洛克时期的戏剧不只是一种艺术形式而已，也是当时最常使用的生活的象征。现代戏剧（包括各种布景与舞台机关）就是在巴洛克时期诞生的。演戏的人在舞台上创造一种假象，最终目的就是要显示舞台上的戏剧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戏剧因此成为整个人生的缩影。莎士比亚横跨了文艺复兴时期与巴洛克时期。莎士比亚的剧本中有许多片段讲到人生如戏。【《皆大欢喜》中，他说：世界是一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演员：有上场的时候，也有下场的时候；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扮演着好几种角色。”《马克白》中，他说：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高谈阔步的可怜演员，无声无息地悄然退下；这只是一个傻子说的故事，说得慷慨激昂，却无意义。”哈姆雷特：“存在或不存在，这是问题所在。”(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今天我们还在世上到处行走，明天我们就死了，消失了”】。巴洛克时期的诗人也将生命比喻为梦境。【莎士比亚就说：我们的本质原来也和梦一般，短短的一生就在睡梦中度过……” 】【西班牙剧作家卡德隆(Calder6ndelaBarca)写了一出名为《人生如梦》的戏。其中有一句台词是：‘生命是什么?是疯狂的。生命是什么?是幻象、是影子、是虚构之物。生命中至美至善者亦微不足道，因为生命只是一场梦境……”】【侯柏格(LudvigHolberg北欧的大作家，是巴洛克时期过渡到开明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写的《杰普大梦》(JeppeOntheMount)：“杰普在一个壕沟里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男爵的床上。因此他以为他梦见自己是一个贫穷的农场工人。后来当他再度睡着时，他们把他抬回壕沟去，然后他又醒过来了。这次他以为他刚才只是梦见自己躺在男爵的床上罢了。” 】【挪威有一个巴洛克时期的天才诗人名叫达斯(PetterDass1647年到1707年)。他一方面着意描写人世间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则强调唯有上帝才是永恒不变的“上帝仍为上帝，即便天地尽荒；上帝仍为上帝，纵使人人皆亡。】巴洛克时期作品的典型特征，一方面描写今生与现实人间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描写天上与来世的情景。他们的哲学特色同样也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思想模式并存，而且两者之中充满了强烈的冲突。有许多人认为生命基本上具有一种崇高的特质，我们称之为【理想主义】。另一种【唯物主义】看法，就是指一种相信生命中所有的自然现象都是从肉体感官而来的哲学。十七世纪时也有许多人信奉物质主义。其中影响最大的可能是英国的哲学家霍布士(ThomasHobbes)，他相信自然界所有的现象——包括人与动物——都完全是由物质的分子所组成的，就连人类的意识(也就是灵魂)也是由人脑中微小分子的运动而产生的。理想主义与唯物主义两者很少像在巴洛克时期这般明显共存。由于受到各种新科学的影响，唯物主义日益盛行。牛顿证明整个宇宙适用同样的运动定律，也证明自然界(包括地理和太空)的所有变化都可以用宇宙重力与物体移动等定律来加以说明。因此，一切事物都受到同样的不变法则或同样的机转所左右。所以在理论上，所有自然界的变化都可以用数学精确地计算。就这样，牛顿成就了我们所谓的‘机械论的世界观’。无论霍布士或牛顿都不认为机械论的世界观与他们对上帝的信仰有何抵触。但十八、十九世纪的唯物主义者则不然。十八世纪的法国物理学家兼哲学家拉美特利（LaMettrie)写了一本名为《人这部机器》(L’hommemachine)的书，他认为，就像人腿有肌肉可以行走一般，人脑也有‘肌肉’可以用来思考。后来，法国的数学家拉普拉斯(Laplace)也表达了极端机械论的观点：如果某些神祗在某个时刻能知道所有物质分子的位置，则‘没有任何事情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同时他们也能够看到所有过去及未来的事情’，他认为所有事情都命中注定。一件事情会不会发生，都是冥冥中早有定数。这个观点被称为【决定论】。他们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机械过程的产物，包括我们的思想与梦境在内。十九世纪德国的唯物主义者宣称，思想与脑袋的关系就像尿液与肾脏、胆汁与肝的关系。思想并不是可以被开刀或被分解成较小单位的东西。十七世纪一位重要的哲学家莱布尼兹指出：物质与精神不同的地方在于物质可以不断被分割成更小的单位，但灵魂却连分割成一半也不可能。 

笛卡尔（1596-1650年）：  现代的哲学之父。他在年轻时就已经有强烈的欲望要洞悉人与宇宙的本质，但在研习哲学之后，他逐渐体认到自己的无知。他像苏格拉底一样，相信唯有透过理性才能获得确实的知识。他认为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古籍的记载，也不能完全信任感官的知觉。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圣奥古斯丁与笛卡尔一样，他们都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者，相信理性星通往知识的唯一途径。经过广泛研究后，笛卡尔得到了一个结论：中世纪以来的各哲学并不一定可靠。第一个创立一套重要的哲学体系的人是笛卡尔，一套从基础开始创立，企图为所有重要的哲学性问题寻求解释的哲学。古代有柏拉图与亚理斯多德这几位伟大的哲学体系创立者。中世纪则有圣多玛斯努力为亚理斯多德的哲学与基督教的神学搭桥。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重新发现了人与大自然的价值，各种有关自然与科学、上帝与人等问题的思潮汹涌起伏，新旧杂陈。一直到十七世纪，哲学家们才开始尝试整理各种新思想，以综合成一个条理分明的哲学体系。笛卡尔的努力成为后世各种重要哲学研究课题的先驱。他最感兴趣的题目，是我们所拥有的确实知识以及肉体与灵魂之间的关系。人们愈是用机械论的观点来看物质世界，肉体与灵魂之间有何关系这个问题也就变得愈加重要。在十七世纪以前，人们普遍将灵魂视为某种遍布于所有生物的‘生命原理’。一直到十七世纪，哲学家才开始提出灵魂与肉体有所区分的论调。原因是他们将所有物质做的东西－－包括动物与人的身体——视为一种机械过程。但人的灵魂却显然不是这个‘身体机器’的一部分。因此，灵魂又是什么呢?这时就必须对何以某种‘精神性’的事物可以启动一部机器这个问题做一个解释。在笛卡尔的《方法论》中，他认为除非我们能够清楚分明地知道某件事情是真实的，否则我们就不能够认为它是真的。为了要做到这点，可能必须将一个复杂的问题尽可能细分为许多不同的因素。然后我们再从其中最简单的概念出发。也就是说每一种思想都必须加以‘斟酌与衡量’，就像伽利略主张每一件事物都必须加以测量，而每一件无法测量的事物都必须设法使它可以测量一样。笛卡尔主张哲学应该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唯有如此才可能建立一个新观点。最后，我们还必须时时将各种因素加以列举与控制，以确定没有遗漏任何因素。如此才能获致一个结论。笛卡尔希望用‘数学方法’来进行哲学性的思考。他用一般人证明数学定理的方式来证明哲学上的真理。换句话说，他希望运用我们在计算数字时所有的同一种工具——理性——来解决哲学问题，因为唯有理性才能使我们得到确实的知识，而感官则并非如此确实可靠。他的目标是希望能在生命的本质这个问题上获得某种确定的答案。他的第一步是主张在一开始时我们应该对每一件事都加以怀疑，因为他不希望他的思想是建立在一个不确实的基础上。笛卡尔并不认为怀疑一切事物是合理的，但他以为从原则上来说怀疑一切事物是可能的。笛卡尔认为，在他开始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之前，必须先挣脱前人理论的影响。笛卡尔所怀疑的还不止于前人的理论。他甚至认为我们不能信任自己的感官，因为感官可能会误导我们。当我们做梦时，我们以为自己置身真实世界中。那么，我们清醒时的感觉与我们做梦时的感觉之间有何区别呢?笛卡尔写道: 当我仔细思索这个问题时，我发现人清醒时的状态与做梦时的状态并不一定有所分别。你怎能确定你的生命不是一场梦呢?此时他悟出一个道理：有一件事情必定是真实的，那就是他怀疑。当他怀疑时，他必然是在思考，而由于他在思考，那么他必定是个会思考的存在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Cogito，ergosum----我思故我在。柏拉图说过：我们以理性所领会的知识要比我们以感官所领会的更加真实。对笛卡尔来说正是如此。他不仅察觉到自己是一个会思考的‘我’，也发现这个会思考的‘我’要比我们的感官所观察到的物质世界更加真实。同时，他的哲学探索并未到此为止。他仍旧继续追寻答案。后来，笛卡尔开始问，自己是否能以同样直观的确定性来察知其他事物。他的结论是：在他的心灵中，他很清楚地知道何谓完美的实体，这种概念他一向就有。但是他认为这种概念显然不可能来自他本身，因为对于完美实体的概念不可能来自一个本身并不完美的人，所以它必定来自那个完美实体本身，也就是上帝。因此，对笛卡尔而言，上帝的存在是一件很明显的事实，就像一个会思考的存在者必定存在一样。当我们的理智很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例如外在真实世界的数学特性)时，那么这件事物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因为一个完美的上帝是不会欺骗我们的。笛卡尔宣称‘上帝可以保证’我们用理智所认知到的一切事物必然会与现实世界相符。那么，他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三件事：一、人是会思考的生物，二、上帝是存在的，三、宇宙有一个外在的真实世界。笛卡尔宣称宇宙间共有两种不同形式的真实世界(或称‘实体’)。一种实体称为思想或‘灵魂’，另一种则称为‘扩延’(Ex—tension)，或称物质。灵魂纯粹是属于意识的，不占空间，因此也不能再分解为更小的单位；而物质则纯粹是扩延，会占空间，因此可以一再被分解为更小的单位，但却没有意识。笛卡尔认为这两种本体都来自上帝，因为唯有上帝本身是独立存在的，不隶属任何事物。不过，‘思想’与‘扩延’虽然都来自上帝，但彼此却没有任何接触。思想不受物质的影响，反之，物质的变化也不受思想的影响。所以说笛卡尔是二元论者，意思就是他将思想的真实世界与扩延的真实世界区分得一清二楚。笛卡尔的结论是：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因此人既有灵魂，也有一个扩延的身体。圣奥古斯丁与圣多玛斯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他们同样认为人有一个像动物一般的身体，也有一个像天使一般的灵魂。在笛卡尔的想法中，人的身体十足是一部机器，但人也有一个灵魂可以独立运作，不受身体的影响。至于人体则没有这种自由，必须遵守一套适用于他们的法则。我们用理智所思考的事物并不发生于身体内，而是发生于灵魂中，因此完全不受扩延的真实世界左右。笛卡尔并不否认动物也可能有思想。不过，如果它们有这种能力，那么有关‘思想’与‘扩延’的二分法必定也适用于它们。笛卡尔曾说，一个思考模式必须从最基础处开始建立。笛卡尔曾说：假使我们对某些事物有‘清楚分明’的概念，则这些事物就可能确实存在。

史宾诺莎（1632-1677）：  史宾诺莎是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他因为发表异端邪说而被逐出教会。他是第一个对圣经进行“历史性批判”的人。他否认整本圣经都是受到上帝启示的结果，他说：当我们阅读圣经时，必须时时记得它所撰写的年代。他建议人们对圣经进行“批判性”的阅读，如此便会发现经文中有若干矛盾之处。不过他认为新约的经文代表的是耶稣，而耶稣又是上帝的代言人。因此耶稣的教诲代表基督教已脱离正统的犹太教。耶稣宣扬“理性的宗教”，强调爱甚于一切。史宾诺莎认为这里所指的‘爱’代表上帝的爱与人类的爱。史宾诺莎这样大力鼓吹言论自由与宗教上的宽容精神。他最重要著作是《几何伦理学》(EthicsGeometricaUyDemonstrated)。依几何方式证明的伦理学，在哲学上，伦理学研究的是过善良生活所需的道德行为。所谓几何方法是指他所有的术语或公式。他希望用他的伦理学来显示人类的生命乃是遵守大自然普遍的法则，因此我们必须挣脱自我的感觉与冲动的束缚。他相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获得满足与快乐。他认为宇宙间只有一种实体。既存的每样事物都可以被分解、简化成一个他称为‘实体’的真实事物。他有时称之为‘上帝’或‘大自然’。因此史宾诺莎并不像笛卡尔那样对真实世界抱持二元的观点。他是‘一元论者’，他将大自然与万物的情况简化为一个单一的实体。但笛卡尔与史宾诺莎之间的差异并不大。笛卡尔也指出，唯有上帝是独立存在的。只是，史宾诺莎认为上帝与大自然(或上帝与他的造物)是一体的。史宾诺莎所指的‘自然’并不仅指扩延的自然界。他所说的实体，无论是上帝或自然，指的是既存的每一件事物，包括所有精神上的东西。根据史宾诺莎的说法，我们人类可以认出上帝的两种特质(或上帝存在的证明)。史宾诺莎称之为上帝的‘属性’。这两种属性与笛卡尔的‘思想’和‘扩延’是一样的。上帝(或‘自然’)以思想或扩延的形式出现。上帝的属性很可能无穷无尽，远不止于此。但‘思想’与‘扩延’却是人类所仅知的两种。他认为自然界中的每一件事物不是思想就是扩延。史宾诺莎认为所有的物质和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物都是上帝或自然的表现方式。如此说来，我们的每一种思绪也都是上帝或自然的的思绪。因为万事万物都是一体的。宇宙间只有一个上帝、一个自然或一个实体。史宾诺莎认为上帝(或自然法则)是每一件事的‘内在因’。上帝是透过自然法则来主宰世界。因此上帝(或自然)是每一件事情的‘内在原因’。这表示物质世界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其必要性。对于物质(或自然)世界，史宾诺莎所采取的是决定论者的观点。所谓天性就是‘自然法则’。我们的发展与个人的成长可能会受到政治环境等因素的阻碍，外在的环境可能限制我们，只有在我们能够‘自由’发展本身固有能力时，我们才活得像个自由的人。史宾诺莎强调世间只有一种存在是完全自主，且可以充分自由行动的，那就是上帝(或自然)。唯有上帝或自然可以表现这种自由、‘非偶然’的过程。人可以争取自由，以便去除外在的束缚，但他永远不可能获得‘自由意志’。我们不能控制发生在我们体内的每一件事，这是扩延属性的一个模态。我们也不能‘选择’自己的思想。因此，人并没有自由的灵魂，他的灵魂或多或少都被囚禁在一个类似机器的身体内。史宾诺莎指出，使我们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与和谐的是我们内心的各种冲动。但如果我们体认到每一件事的发生都有其必然性，我们就可以凭直觉理解整个大自然。我们会很清楚地领悟到每一件事都有关联，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体的。最后的目标是以一种全然接纳的观点来理解世间的事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与满足。这是史宾诺莎所说的subspecieaeternitatis-----从永恒的观点来看每一件事情。 

笛卡尔和史宾诺莎都是理性主义者，坚信理性很重要的人。理性主义者相信理性是知识的泉源。不过他可能也同意人在还没有任何经验之前，心中已经先有了一些与生俱来的概念。这些概念愈清晰，必然就愈与实体一致。笛卡尔对于‘完美实体’的概念，并以此断言上帝确实存在。类似这样的理性主义思想是十七世纪哲学的特征。但在十八世纪时，理性主义思想受到的批判日益严格。当时有些哲学家认为，如果不是透过感官的体验，我们的心中将一无所有，这种观点被称为‘经验主义’。最重要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是洛克、柏克莱与休姆，都是英国人。十七世纪主要的理性主义哲学当中，笛卡尔是法国人，史宾诺莎是荷兰人，莱布尼兹则是德国人。所以我们通常区分为‘英国的经验主义’与‘欧陆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者就是那些从感官的经验获取一切关于世界的知识的人。亚理斯多德曾经说过；我们的心灵中所有的事物都是先透过感官而来的（意思是：我们在看到这个世界之前对它并没有任何固有的概念或观念）。这是对经验主义的最佳说明。这种观点颇有批评柏拉图的意味。因为柏拉图认为人生下来就从观念世界带来了一整套的‘观念’。洛克则重复亚理斯多德说的话，但他针对的对象是笛卡尔。那些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家认为，仔细检视人类所有的观念，以确定它们是否根据实际的经验而来，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洛克(JohnLocke1632-1704)：  主要的作品是《论人之理解力》(EssayConcerningHumanUnderstanding)，他在书中试图澄清两个问题：第一，我们的概念从何而来?洛克宣称，我们所有的思想和观念都反映我们曾看过、听过的事物。在我们看过、听过任何事物之前，我们的心灵就像一块Tabularasa（空白的板子），可是后来我们开始经验一些事物，我们看到周遭的世界，我们闻到、尝到、摸到、听到各种东西。其中又以婴儿最为敏锐。这是洛克所谓的‘单一感官概念’。然而，我们的心灵除了被动地接收外界的印象之外，同时也积极地进行某种活动，它以思考、推理、相信、怀疑等方式来处理它所得到的各种单一感官概念，因此产生了洛克所谓的‘思维’(reflection)。所以说，他认为感觉(sensation)与思维是不同的，我们的心灵并不只是一具被动的接收器，它也会将所有不断传进来的感觉加以分类、处理。而这些是我们需要当心的地方。洛克强调，我们唯一能感知的事物是那些‘单一感觉’。使我们得以认识这个世界的所有材料都来自感官。那些无法回溯到一种单一感觉的知识便是虚假的知识，我们不应该接受。第二，我们是否可以信赖感官的经验?这世界是否真的就像我们所感知的那样?洛克将感官的性质分为‘主要’与‘次要’两种。所谓的‘主要性质’指的是扩延世界的特质，如重量、运动和数量等等。‘次要性质，类似颜色、气息、味道、声音等感觉并不能真正反映事物本身的固有性质，而只是反映外在实体在我们的感官上所产生的作用。在尺寸、重量等性质上，每个人都会有一致的看法，因为这些性质就存在于事物本身之内。但类似颜色、味道等次要性质就可能因人而异，因动物而异，要看每个人感觉的本质而定。所以当牵涉到‘扩延’的实体时，洛克同意笛卡尔的说法，认为确实有些性质是人可用理智来了解的。洛克也承认笛卡尔所谓‘直觉的’或‘明示的’(demonstrative)知识在其他方面也存在。他认为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一些道德原则，即他相信世间有所谓‘自然权利’(naturalright)存在。这正是理性主义者的特征。洛克与理性主义者相像的另外一点是：他相信人类凭理性就自然而然可以知道上帝的存在。不过他并不以为这只是一种信仰，他相信关于上帝的概念是原本就存在于人的理性之内的。这也是理性主义者的特色。还有，他也公开提倡知识自由与宽容的精神，并很关心两性平等的问题。他宣称，女人服从男人的现象是受到男人操纵的结果，因此是可以加以改变的。洛克是近代哲学家中最先关心性别角色的人之一。他对于另外一个英国哲学家弥尔(JohnStuartMill)有很大的影响。而后者又在两性平等运动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洛克倡导了许多开明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后来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中终于开花结果。他也是首先倡导‘政权分立’原则的人。人民所选出的代表握有立法权，法院握有司法权，政府握有行政权。政权分立的观念最初是由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提出。但洛克最早强调立法权与行政权必须分立，以防止专制政治。他生在路易十四统治的年代。路易十四一人独揽所有政权，并说：朕即国家。因此我们说他是很‘专制’的君主。这种政治我们称之为‘无政府状态’。洛克的观点是：为了确保国家的法治，必须由人民的代表制定法律，而由国王或政府执行法律。

休姆(1711-1776):  他觉得自己‘对哲学和学习以外的事物有不可抗拒的排斥心理’。他生在启蒙时代，与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与卢梭等人同一个时期。他的主要作品是《人性论》(TreatiseonHumanNature)，身为一个经验主义者，他说：没有一个哲学家能够带我们体验日常生活，而事实上哲学家们提示的那些行为准则都是我们对日常生活加以省思后，便可以领悟出来的。休姆首先断定人有两种知觉，一种是印象，一种是观念。‘印象’指的是对于外界实在的直接感受，‘观念’指的是对印象的回忆。比如，如果你被热炉子烫到，你会马上得到一个‘印象’。事后你会回想自己被烫到这件事，这就是休姆所谓的‘观念’。两者的不同在于‘印象’比事后的回忆要更强烈，也更生动。你可以说感受是原创的，而‘观念’(或省思)则只不过是模仿物而已。‘印象’是在我们的心灵中形成‘观念’的直接原因。休姆进一步强调印象与观念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是复合的。意思是我们有时会将物质世界中原本并不共存的概念放在一起。这些概念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曾经由我们的感官体验过，并以真正‘印象’的形式进入心灵这个剧场。事实上没有一件事物是由我们的心灵创造的。我们的心灵只是把不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创造一个虚假的‘观念’罢了。休姆希望审查每一个观念，看看它们是不是以不符合现实的方式复合而成的。他会问：这个观念是从哪一个印象而来的?遇到一个复合观念时，他要先找出这个观念是由哪些‘单一概念’共同组成的，这样他才能够加以批判、分析，并进而厘清我们的观念。休姆强调，组成一幅想象图画的各个元素必然曾经在某一时刻以‘单一印象’的形式进入我们的心灵。休姆：假设我们想象上帝是一个无限‘智慧、聪明、善良的事物’，那么‘上帝’这个观念就是由某个无限智慧、某个无限聪明与某个无限善良的事物共同组成的一个‘复合观念’。如果我们不知道何谓智慧、何谓聪明、何谓良善的话，我们绝不可能形成这样一个对上帝的观念。休姆说要‘推翻那些长久以来主导哲学思想，使得哲学蒙羞的无稽之谈’。休姆说的自我‘只不过是一束不同的知觉以无法想象的速度接连而来，不断改变并移动’的过程。他说，心灵是‘一个剧场。在这个剧场里，不同的感官认知在各种位置和情况下轮流出现、经过、再现、消退及融合’。休姆指出，我们心中有的只是这些来来去去的知觉与感觉，并没有一定的‘自我同一性’(per-sonalidentity)。休姆的这些理论在两千五百年前世界的另外一端已经有人提出了----佛陀。佛陀认为人生就是一连串心灵与肉身的变化，使人处于一种不断改变的状态：婴儿与成人不同，今日的我已非昨日的我。佛陀说，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我’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我。因此，并没有‘我’或不变的自我。佛陀在圆寂前对弟子说‘世间复合之物必然衰朽，应勤勉修持以求己身之解脱’。休姆认为人类没有必要去证明灵魂不朽或上帝确实存在。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人没有不朽的灵魂或上帝不存在，而是因为他认为要用人类的理性来证明宗教信仰是不可能的。休姆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也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是我们所谓的“不可知论者”就是指一个怀疑上帝是否存在的人。休姆临终时，有一个朋友问他是否相信人死后还有生命。据说他的回答是：‘一块煤炭放在火上也可能不会燃烧。”休姆的心灵没有任何成见。他只接受他用感官所认知的事物。他认为除此之外，一切事情都有待证实。他并不排斥基督教或奇迹，但他认为两者都属于信仰的范踌，与知识或理性无关。在休姆哲学的影响下，信仰与知识的关系终于被切断了。休姆指出，这些被现代人称为‘超自然现象’的奇迹似乎很少发生，因为我们所听过的奇迹统统发生在一些遥远的地方或古老的年代。实际上，休姆之所以不相信奇迹，只是因为他从未体验过任何奇迹。但他也从来没有体验过奇迹一定不会发生。根据休姆的看法，奇迹是违反自然法则的。但是我们不能宣称自己已经体验过自然法则，因为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放掉一块石头时，会体验到石头掉在地上的事实。但如果石头不掉在地上，那也是我们的体验之一。休姆谈到习惯对人的影响时，强调所谓的‘因果法则’，也就是说每一件事的发生必有其原因。休姆强调的是，‘一件事情发生后另外一件事情也会发生’的想法，只是我们心中的一种期待，并不是事物的本质，而期待心理乃是与习惯有关。所谓‘自然法则’或‘因果律’，实际上只是我们所期待的现象，并非‘理当如此’。自然法则没有所谓合理或不合理，它们只是存在罢了。休姆并不否认世间有不变的‘自然法则’。但他认为，由于我们无法体验自然法则本身，因此很容易做出错误的结论。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跟着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并不一定表示两者之间必有关联。哲学的目的之一就是教人们不要妄下定论。因为，妄下定论可能会导致许多迷信。在伦理学方面，休姆也反对理性主义者的想法。理性主义者一向认为人的理性天生就能辨别是非对错。从苏格拉底到洛克，许多哲学家都主张有所谓的‘自然权利’。但休姆则认为，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并不是由理性决定的。由我们的感情来决定。譬如说，当你决定要帮助某个需要帮助的人时，那是出自你的感情，而不是出自你的理智。休姆的看法，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别人的悲喜苦乐，所以我们都有同情心。但这和理智没有什么关系。休姆指出，我们绝不能从‘是不是’的语句，得出‘该不该’的结论。所以我们已经肯定我们不能以理智做为行事的标准。因为，我们之所以做出负责任的举动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理智发达的结果，而是因为我们同情别人的处境。休姆说：一个人可能宁愿整个地球遭到毁灭也不愿意自己的手指被割到。这与理智并没有什么冲突。 

柏克莱(GeorgeBerkeley1685-1753)：  英国哲学家。他否认在人类的心灵之外存在着一个物质世界，认为我们的感官认知乃是自天主而来。他同时也以批评世俗的看法而闻名。主要著作是《人类知识原理》。他觉得当时的哲学与科学潮流可能会对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有不利的影响。他认为他那个时代无所不在的唯物主义，将会腐蚀基督徒对于上帝这位创造者与大自然保护者的信心。他也是经验主义哲学家中理论最一贯的一位。柏克莱宣称世间的事物的确是像我们所感知的那样。但它们并非‘事物’。洛克和笛卡尔、史宾诺莎一样，认为物质世界是真实的。但柏克莱却对这点提出了疑问。他利用经验主义的逻辑提出这个疑问。他说：世间所存在的只有那些我们感受到的事情。但我们并未感受到‘物质’或‘质料’。我们无法察知我们所感受到的事物是否确实存在。他认为，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所感知到的事物之下有‘实体’存在，我们就是妄下结论，因为我们绝对没有任何经验可以支持这样的说法。柏克莱相信人有‘灵’。他认为我们所有的观念都有一个我们意识不到的成因。但这个成因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性的。根据柏克莱的看法，我们的灵魂可能是形成我们本身各种概念的原因，就像我们在做梦时一般。但世间只有另外一个意志或灵可能形成造就这个‘形体’世界的诸般概念。他说，万物都是因为这个灵而存在，这个灵乃是‘万物中的万物’的成因，也是‘所有事物存在之处’。他指的当然是天主。他宣称：我们可以说天主的存在比人的存在要更能够让人清楚地感知到。柏克莱说，我们所看见、所感觉到的每一件事物都是‘天主力量的作用’，因为天主‘密切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造成那些我们不断体会到的丰富概念与感官体验’。他认为，我们周遭的世界与我们的生命全都存在于天主之中。他是万物唯一的成因，同时我们只存在于天主的心中。柏克莱不只质疑物质真实性的问题，他也提出了‘时间’和‘空间’是否绝对存在或独立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我们对于时间与空间的认知可能也只是由我们的心灵所虚构的产物而已。

亚理斯多德指出，我们对于自己感官未曾经验过的事物就不可能有意识。柏拉图则会说：不先存在于理型世界中的事物就不可能出现在自然界中。亚理斯多德认为柏拉图如此的主张会使“事物的数目倍增”。 

普罗汀：  世间存在的每一样事物都有这种神秘的神圣之光。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向日葵或罂粟花中闪烁着光芒。在一只飞离枝头的蝴蝶或在水缸中优游穿梭的金鱼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更多这种深不可测的神秘之光。然而，最靠近上帝的还是我们的灵魂。唯有在灵魂中，我们才能与生命的伟大与神秘合而为一。事实上，在某些很偶然的时刻中，我们可以体验到自我就是那神圣的神秘之光。

法国启蒙运动：  十八世纪前半，欧洲的哲学中心是在英国，十八世纪中期，是在法国，十八世纪末，则是在德国。1789年发生了法国大革命，大多数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和苏格拉底及斯多葛学派这些古代的人文主义者一样，坚决相信人的理性，所以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时常被称为‘理性时代’。当时，新兴的自然科学已经证明自然是受理性所管辖的，于是哲学家们认为他们也有责任依据人不变的理性为道德、宗教、伦理奠定基础。启蒙运动因此而产生。他们想要‘启’发群众的‘蒙’昧，以建立更好的社会。他们认为人民之所以过着贫穷、备受压迫的生活，是由于他们无知、迷信所致。因此他们把重点放在教育儿童与一般大众上。所以，教育学这门学科创立于启蒙时代。学校制度开始于中世纪，而教育学则开始于启蒙时代。启蒙时代出版百科全书。启蒙时期的哲学家认为一旦人的理性发达、知识普及之后，人性就会有很大的进步，所有非理性的行为与无知的做法迟早都会被‘文明’的人性取代。这种想法后来成为西欧地区的主要思潮，一直到前几十年为止。今天我们已经不再相信所有的‘发展’都是好的。早在法国启蒙时期，就已经有哲学家对所谓的‘文明’提出批评。当时有些人提出‘回归自然’的口号，但对于启蒙时期的哲学家而言，‘自然’几乎就代表‘理性’，因为人的理性乃是自然的赐予，而不是宗教或‘文明’的产物。他们的说法是：所谓的‘原始民族’常常比欧洲人要更健康、更快乐，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文明化’。卢梭提出‘人类应该回归自然’的口号，因为自然是好的，所以人如果能处于‘自然’的状态就是好的，可惜他们却往往受到文明的败坏。卢梭并且相信大人应该让小孩子尽量停留在他们天真无邪的‘自然’状态里。所以可以说体认童年的价值的观念从启蒙时代开始。他们的意思是，宗教也必须与‘自然’的理性和谐共存。当时有很多唯物论者不相信上帝，自称为无神论者。但大多数启蒙时期的哲学家认为否认上帝存在是不合乎理性的，因为这个世界太有条理了，因此不可能没有上帝的存在。牛顿就持这样看法。同样的，这些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也认为相信灵魂不朽是合理的。他们和笛卡尔一样，认为人是否有一个不朽的灵魂不是信仰问题，而是理性的问题。据启蒙时期哲学家的看法，宗教上所有不合理的教条或教义都有必要去除。因为耶稣的教诲本来是很简单的，这些不合理的教条或教义都是在后来教会传教的过程才添加上去的。所以后来有许多人宣称他们相信所谓的‘自然神论’，是指相信上帝在万古之前创造了世界，但从此以后就没有再现身。上帝成了一个‘至高的存在’，只透过大自然与自然法则向人类显现，绝不会透过任何‘超自然’妁方式现身。法国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对于一般人在社会的地位并不满意。他们积极争取所谓的‘自然权利’，并首先发起一项反对言论管制、争取新闻自由的运动。此外他们认为个人在宗教、道德与政治方面的思想与言论自由也有待争取。他们同时也积极提倡废除奴隶制度并以更合乎人性的方式对待罪犯。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人权与民权宣言’，确立了‘个人权利不可侵犯’的原则。挪威在1814年制定的宪法正是以这份宣言为基础。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希望能够确立每个人生来就有的一些权利，这就是他们所谓‘自然权利’的意思。1787年的法国革命确立了所有‘公民’都能享有的一些权利。但问题在于当时所谓‘公民’几乎都是指男人。尽管如此，女权运动还是在法国革命中萌芽了。早在1787年时，启蒙运动的哲学家龚多塞(Condorcet)就发表了一篇有关女权的论文。他主张妇女也和男人一样有‘自然权利’。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妇女们非常积极地反抗旧日的封建政权。法国大革命期间争取女权最力的人士之一是德古日(Gouges，MarieOlympe，一七四八一一七九三年法国作家)。她在革命结束两年后1791年，出版了《女权宣言》。在此之前，有关民权的宣言从来没有提到妇女的自然法权。而德古日在这篇宣言中却要求让妇女享有和男人完全相等的权利。结果她在1793年因为胆敢为路易十六辩护、反抗罗伯斯庇尔被砍头，女权运动也从此被禁。直到十九世纪女权运动才真正在法国和欧洲各地展开。启蒙运动的意义在于 “自由、平等、博爱”。

康德（1724年~）：  哲学教授。世上有两种哲学家：一种是不断找寻他对哲学问题的答案的人；另一种则是精通哲学史，但并不一定曾建立自己的哲学理论的人。康德两者都是。康德认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念是我们同时透过感官与理性而得到的。不过他认为理性主义者将理性的重要性说得太过火了，而经验主义者则过分强调感官的经验。康德同意休姆和经验主义者的说法，认为我们对于世界的了解都是透过感官而来的，但他也赞成理性主义者的部分说法，认为我们的理性中也有一些因素可以决定我们如何认知周遭的世界。他认为我们对于世界的观念会受到人类心灵中某些状况的影响。我们所见到的事物首先会被看成是时间与空间里的一个现象。康德将‘时间’与‘空间’称为我们的两种‘直观形式’(Formofintuition)。他强调我们心灵中的这两种‘形式’先于一切经验。我们在还没有经验事物之前，就可以知道我们感知到的将是一个发生在时间与空间里的现象。因为我们无法脱掉理性这副‘眼镜’。康德的概念是：时间与空间属于人类的条件。时、空乃是人类感知的方式，并非物质世界的属性。人类的心灵不只是纯粹接收外界感官刺激的‘被动的蜡’，也是一个会主动塑造形状的过程。心灵影响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同样的，我们的感官认知也会顺应我们的‘直观形式’。康德宣称，不仅心灵会顺应事物的形状，事物也会顺应心灵。他把这个现象称为人类认知问题上的‘哥白尼革命’，意思是这种看法和从前的观念截然不同，就像哥白尼当初宣称地球绕着太阳转，而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一样。理性主义者几乎忘记了经验的重要性，而经验主义者则无视于我们的心灵对我们看世界的方式的影响。休姆认为我们无法证明因果律，康德则认为因果律的存在正是人类理性的特色。正因为人类的理性可以感知事物的因果，因此因果律是绝对的，而且永恒不变的。康德的理论是：因果律是根植于我们的内心的。他同意休姆的说法，认为既然我们无法确知世界本来的真貌，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认识来了解世界。康德对哲学最大的贡献在于他认为‘事物本身’和‘我眼中的事物’是不一样的。他相信他可以证明事实上我们所谓的自然法则乃是人类认知的法则，由此而证明这些法则的真实性。根据康德的说法，人类对于世界的观念受到两种因素左右：一个是我们必须透过感官才能知道的外在情况，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的原料；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人类内在的情况。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的形式。康德相信我们的心灵所能感知的事物很明显的有其限制，你可以说是我们的心灵所戴的‘眼镜’给我们加上了这种限制。康德指出，人永远会有两种完全相反，但可能性相当的看法，这完全要看我们的理性怎么说。笛卡尔等理性主义者曾试图证明上帝必然存在的理由是：我们都有一个关于‘至高存在’的概念。而亚理斯多德和圣多玛斯等人之所以相信上帝存在的理由是：一切事物必然有一个最初的原因。这两种理由康德都不接受。他认为无论理性或经验都无法确实怔明上帝的存在。对于理性而言，上帝存在与上帝不存在这两者都有可能。康德是一个新教徒，自从宗教革命以来，基督新教的特色就是强调信仰的重要性。而天主教自从中世纪初期以来就倾向于相信理性乃是信仰的支柱。不过康德除了认定这些大问题应该交由个人的信仰来决定之外，他还更进一步认为，为了维护道德的缘故，我们应该假定人有不朽的灵魂、上帝确实存在以及人有自由意志。他特别强调让他如此做的并不是他的理性，而是他的信仰。他称这种对灵魂不朽、上帝存在以及自由意志的信仰为‘实践的设准’。所谓‘设准’就是某个无法证实的假设。而所谓‘实践的设准’则是某个为了实践(也就是说，为了人类的道德)而必须假定为真的说法。康德说：为了道德的缘故，我们有必要假定上帝存在。如果人类的脑袋简单得足以让我们了解的话，我们还是会愚笨得无法理解它。康德一向觉得是与非、对与错之间确实是有分别的。在这方面他同意理性主义者的说法，认为辨别是非的能力是天生就存在于人的理性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何谓是、何谓非。这并不是后天学来的，而是人心固有的观念。根据康德的看法，每一个人都有‘实践理性’，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辨别是非的智慧。辨别是非的能力就像理性的其他特质一样是与生俱来的。举个例子，就像我们都有感知事物因果关系的智慧一样，我们也都能够感知普遍的道德法则。这种道德法则和物理法则一样都是绝对能够成立的。对于我们的道德意识而言，这是很基本的法则，就像对我们的智慧而言，‘事出必有因’以及‘七加五等于十二’乃是很基本的观念一样。由于这个法则在于每个经验之先，因此它是‘形式的’，也就是说，它必不限于任何特定的情况。因为它适宜于古往今来每个社会、每一个人，所以它不会告诉你你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做什么事，而是告诉你在所有的情况下你应该有的行为。康德指出，这套道德法则乃是‘无上命令’(categoricalimper—afive)，意思就是这套法则是‘无条件的’、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它也是一项‘命令’，是强迫性的，因此也是绝对权威的。康德也说明‘无上命令’的意义乃是：尊重每一个人的本身，而不要将他当成达成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真正的道德行为是在克服自己的情况下所做的行为。只有那些你纯粹是基于责任所做的事才算是道德行为。所以康德的伦理观有时又被称为‘义务伦理现’，重要的是：你是因为知道一件事情是你应该做的才去做它。根据康德的说法，你的行为是否合乎德正取决于你是否出自善意而为之，并不取决于你的行为后果。因此康德的伦理学有时也被称为善意的伦理学。只有在遵守一项法则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才是自由的。康德说，做为一个由物质形成的生物，我们完全受到不变的因果律的支配。我们不能决定自己的感官经验。这些经验因为某种必要性而发生在我们身上，并对我们造成影响，不管我们乐意与否。但我们不仅是由物质形成的受造物，也是具有理性的受造物。做为一个由物质形成的存在者，我们完全属于自然界，因此受到因果律的支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自由意志可言。可是做为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我们在康德所谓的‘物自身’(与我们的感官印象没有关系的世界本身)中占有一席之地。只有在我们追随我们的‘实践理性’，并因此得以做道德上的抉择时，我们才有自由意志可言。因为当我们遵守道德法则时，我们也正是制定这项法则的人。康德死后墓碑上刻着一句他最常被人引用的名言：有两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觉神奇，心中也愈充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与我内心的道德准则。它们向我印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康德曾经倡议成立“国际联盟”，所以康德可说是联合国概念之父。康德的主旨是，人的‘实践理性’要求各国脱离制造战争的野蛮状态，并订定契约以维护和平。

浪漫主义：  十八世纪末开始，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中期，欧洲最后一个伟大的文化纪元。这个运动从德国开始，最初是为了反对启蒙时期的哲学家过于强调理性的做法。当时的新口号是‘感情’、‘想象’、‘经验’和‘渴望’。过去部分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包括卢梭在内，也曾经提到感情的重要性。到了浪漫主义时期，人们开始批评过于偏重理性的做法。以往隐而不显的浪漫主义如今成为德国文化的主流。许多浪漫主义者自认是康德的传人，因为康德已经确认我们对于‘物自身’所知有限，同时他也强调自我的作用对于知识(或认知)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可以完全随心所欲的以自己的方式来诠释生命。浪漫主义者便利用这点发展出几乎毫无限制的‘自我崇拜’，并且因此而歌颂艺术方面的天才。贝多芬就是其中之一，他用音乐来表达自我的情感与渴望，比起巴哈和韩德尔这些多半以严格的音乐形式创作乐曲，以歌颂上帝的巴洛克时期大音乐家，贝多芬可以说是一个‘自由的’艺术家。文艺复兴时期与浪漫主义时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两者都强调艺术对人类认知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康德有很大的贡献，他在他的美学理论中研究了当我们受到美(例如一幅艺术作品)的感动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他认为，当我们忘记自我，忘记一切，完全沉浸于艺术作品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体验到‘物自身’，根据康德的说法，艺术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他的认知能力。德国诗人席勒(Shller)更进一步发挥康德的想法。他说，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就像玩游戏一般，而人唯有在玩游戏的时候才是自由的，因为那时他可以自己订定游戏规则。浪漫主义者相信，唯有艺术才能使我们更接近那‘无以言喻’的经验。年轻的艺术天才诺瓦里思(Novalis)曾经说过：‘人世变成了一场梦，而梦境成为现实。’除此之外，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柯立芝(Co1eridge)也曾表达同样的意念：‘万一你睡着了呢?万一你在睡眠时做梦了呢?万一你在梦中到了天堂，在那儿采下了一朵奇异而美丽的花?万一你醒来时，花儿正在手中?啊，那时你要如何呢?’。这种渴望遥不可及的事物的心态正是浪漫主义者的特色。浪漫主义运动为欧洲的第一个学生运动。那些浪漫主义者有点像是一百五十年后的嬉皮。曾有人说：闲散是天才的理想，懒惰是浪漫主义者的美德。浪漫主义者的职责就是体验生活——或是成天做白日梦、浪费生命。至于日常的事务留给那些俗人做就行了。拜伦和雪莱都是所谓的‘恶魔派’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更成为浪漫主义时期的偶像。所谓的‘拜伦式的英雄’就是指那些无论在生活上还是艺术上都特立独行、多愁善感、叛逆成性的人。许多浪漫主义者都在很年轻时死去，通常是由于肺结核的缘故，有些人则是自杀而死。那些活得比较久的人通常到大约三十岁时就不再信仰浪漫主义了，其中有些人后来甚至成为彻头彻尾的中产阶级保守人士。浪漫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向往大自然和大自然的神秘。卢梭首先提出‘回归自然’的口号，但真正使这句口号风行起来的却是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代表人们对启蒙时期哲学家眼中机械化宇宙的反动。有人说浪漫主义骨子里是古老宇宙意识的一种复兴，意思就是将大自然看成是一个整体。浪漫主义者宣称不仅史宾诺莎，连普罗汀和波赫姆(Jakob Bohme)、布鲁诺等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都可以算是他们的祖师爷。这些思想家的共同特色是他们都在大自然中体验到一种神圣的‘自我’。笛卡尔和休姆两人曾经将自我与‘扩延’的实在界区分得很清楚。康德也认为‘自我’对自然的认知与自然‘本身’是明显不同的。浪漫主义时期的说法则是：大自然就是一个大‘我’。浪漫主义同时也使用‘世界灵魂’与‘世界精神’等名称。定居在德国，并因此被沃格兰(Wergeland)称为‘自挪威飘落的月桂叶’的挪威裔自然学家史代芬(Henrik Steffens)。1801年在哥本哈根发表有关德国浪漫主义的演讲时，一语道破了浪漫主义运动的特色。他说：我们厌倦了无休无止地与粗糙的物质世界奋战，因此决定选择另外一个方式，企图拥抱无限。我们进入自己的内心，在那里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谢林(Schelling1775—1854)：  浪漫主义时期最主要的哲学家。他主张将心灵与物质合而为一。他认为，大自然的全部——包括人的灵魂与物质世界——都是一个‘绝对存在’(Abso1ute)(或世界精神)的表现。谢林说，自然是肉眼可见的精神，精神则是肉眼看不见的自然，因为我们在大自然中到处都可感受到‘产生结构的精神’(structuring spirit)。物质乃是沉睡中的智性。谢林在大自然中看到了‘世界精神’，但他也在人类心灵中看到同样的‘世界精神’。自然与精神事实上都是同一事物的显现。因此我们无论在大自然中或自我的心灵中都可发现世界精神。所以，诺瓦里思才说：神秘之路通往内心。他的意思是整个大自然都存在于人的心中，如果人能进入自己的心中，将可以接近世界的神秘。谢林并且发现在大自然中，从泥土、岩石到人类的心灵，有一种逐渐发展的现象。他提醒人们注意大自然从无生物逐渐发展到较复杂的生命体的现象。大致上来说，浪漫主义者把大自然视为一个有机体，也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其内在潜能的一个整体。浪漫主义埋藏的自然哲学与亚理斯多德和新柏拉图派的哲学有点相似。亚理斯多德要比持机械论的唯物主义者更倾向于认为大自然是一个有机体。在历史方面，浪漫主义者也有同样的看法。

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  历史哲学家。他认为历史的特性就是连续、进化与设计。他的历史观是‘动态的’，因为他把历史当成一个过程。过去，启蒙时期哲学家的历史观通常是‘静态的’。对于他们而言，世间只有一种普遍理性，而历史上的各个时期或多或少都具有这种理性。但赫德指出，每一个历史纪元各自有其价值，而每一个国家也都各有其个性或‘灵魂’。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认同其他的文化。

浪漫主义加强了人们对自己民族的认同感，因此，挪威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在1814这一年澎湃汹涌并不是偶然的。由于浪漫主义使得许多领域都重新定位，因此一般通常将浪漫主义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们所称的‘普世性的浪漫主义’，就是指那些满脑子自然、世界灵魂与艺术天才的浪漫主义者；另外一种被称为‘民族浪漫主义’，不久就日益风行，尤其是在海德堡。民族浪漫主义关切的重点是‘民族’的历史、‘民族’的语言和‘民族’的文化。他们将发展视为一个不断开展它的内在潜能的有机体，就像自然与历史一样，就像：告诉我你住哪里，我就可以告诉你你是谁。使这两种浪漫主义相连结的主要是‘有机体’这个名词。浪漫主义者把整个物质世界都被看成有机体。赫德首开风气之先，前往各地采集民谣，将它们称为‘民族之声’。他甚至把民俗故事称为‘民族的母语’。在挪威则有艾思比杨生(Asbj&rnsen)和莫伊(Moe)等人走访全国各地采集‘人民自己的故事’。欧洲各地的作曲家也开始将民俗音乐写进他们的作品中，以拉近民俗音乐与艺术音乐之间的距离。艺术音乐是由个人(如贝多芬)创作的音乐，民俗音乐则不是由任何人写成的，它来自整个民族。艺术故事是由某位作家——如安徒生(Hans ChristianAndersen)——所写成的。而民俗故事则是浪漫主义者所积极开发的类型。德国有位霍夫曼(Hoffmann)就是此中大师。童话故事是浪漫主义者理想中最完美的文学类型，就像剧场是巴洛克时期最完美的艺术形式一般。浪漫主义的哲学家将‘世界灵魂’看成是一个‘自我’，而这个自我在梦般的情境下创造了世间的一切。哲学家费希特(Fichte)说，大自然源自一个更高的、无意识的想象力。谢林则明白地说世界‘在上帝之内’。他相信上帝意识到世界的一部分，但是大自然中也有另外一些部分代表上帝不为人知的一面。因为上帝也有他的黑暗面。艺术家和他的作品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童话故事让作家可以自由自在地利用他那‘创世的想象力’，但即使是这样的创造行为也并不一定完全是有意识的。作家可能会感觉到他的内心有一股力量驱策他把一个故事写出来。他在写作时也许是处于一种被催眠般的恍恍惚惚的状态。是的，不过后来他也可能会突然打破这种幻象。他会出面干涉，向读者说一些讽刺性的话，让他们至少在那一刹那间会想起他们所读的毕竟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已。同时作者也可能会提醒他的读者，使他们明白是他在操纵这个虚构的世界。这种打破幻象的形式叫做‘浪漫主义的反讽’(ro—mantlc irony)。 

黑格尔(GeorgWihelmFriedrichHegel1770-)：  是浪漫主义的传人。他是随着德国精神的发展而成长的。谢林和其他的浪漫主义者曾经说过，生命最深刻的意义在于他们所谓的‘世界精神’上。黑格尔也用‘世界精神’这个名词，可是意义却不相同。黑格尔所指的‘世界精神’或‘世界理性’乃是人类理念的总和，因为惟独人类有‘精神’可言。只有从这个角度，他才可以谈世界精神在历史上的进展。这里他所说的世界精神是指人类的生命、思想与文化。康德曾经谈过一种他称为‘物自身’的东西。虽然他否认人可以清楚认知自然最深处的秘密，但他承认世间有一种无法追求到的‘真理’。黑格尔却说‘真理是主观的’，因此他不承认在人类的理性之外有任何‘真理’存在。所有的知识都是人类的知识。通常所谓的‘黑格尔哲学’主要是指一种理解历史进展的方法。黑格尔的哲学所教导我们的只有生命的内在本质，不过也可以教我们如何从思考中获取结论。 黑格尔之前的哲学体系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试图为人们对世界的知识建立一套永恒的标准。笛卡尔、史宾诺莎、休姆和康德等人都是如此。他们每一个人都曾经试图探索人类认知的基础，但他们都声称人类对于世界的知识是不受时间影响的。黑格尔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相信人类认知的基础代代不同，因此世间并没有‘永恒的真理’，没有‘永久的理性’。哲学唯一可以确切掌握的一个定点就是历史。对黑格尔来说，历史就像一条流动的河。河里任何一处河水的流动都受到上游河水的涨落与漩涡的影响。但上游河水的涨落与漩涡又受到你观察之处的岩石与河湾的影响。思想(或理性)的历史就像这条河流。你的思考方式乃是受到宛如河水般向前推进的传统思潮与当时的物质条件的影响。因此你永远无法宣称任何一种思想永远是对的。只不过就你所置身之处而言，这种思想可能是正确的。不过事情的对错要看历史的情况而定。黑格尔指出哲学思维，我们的理性事实上是动态的，是一种过程。而‘真理’就是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之外，没有外在的标准可以判定什么是最真、最合理的。你不能将任何哲学家或任何思想抽离他们的历史背景。不过，由于新的事物总是后来才加上去的，因此理性是‘渐进的’。人类的知识不断在扩张，在进步。黑格尔宣称‘世界精神’正朝着愈来愈了解自己的方向发展，历史就是‘世界精神’逐渐实现自己的故事。虽然世界一直都存在，但人类文化与人类的发展已经使得‘世界精神’愈来愈意识到它固有的价值。他宣称这是历史的事实，不是一个预言。任何研究历史的人都会发现人类正朝向愈来愈‘了解自己’、‘发展自己’的方向前进。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各项有关历史的研究都显示：人类正迈向更多的理性与自由。尽管时有震荡起落，但历史的发展仍是不断前进的。所以我们说历史是超越的，或是有目的的。历史是一长串的思维。黑格尔并它的规则：每一种新思想通常都是以前人的旧思想为基础，而一旦有一种新思想被提出来，马上就会出现另外一种和它抵触的思想，黑格尔称此为‘反题’或‘否定’。于是这两种对立的思想之间就会产生一种紧张状态，但这种紧张状态又会因为有人提出另外一种融合了两种思想长处的思想而消除，这就是黑格尔所称的‘否定的否定’。黑格尔把这个现象称为一种辩证过程。辩证法---他也称这三个知识的阶段为‘正’、‘反’、‘合’。可是黑格尔并不认为这样的描述是把历史压缩为某种架构。他认为历史本身就展现了这种辩证模式。他并因此宣称他已经发现了理性发展(或‘世界精神’透过历史进展)的若干法则。对的才能留存下来。黑格尔说，男女之不同犹如植物与动物之不同。动物具有较多的男人性格，而植物则较具女人性格，因为女人的发展基本上是属于静态的。在本质上她是一个犹豫不决的感情体系。如果由女人来领导政府，则国家将有覆亡之虞，因为她们并不是依据整体的需求行动，而是随兴之所至而决定的。女人主要是透过生活(而非读书)吸收思想，借此获得某种教育。相反的，男人为了在社会上争取一席之地，则必须勤练技能、苦心研读。黑格尔的时代有许多男人大放厥辞，声称女人不如男人，但事实上他们这种做法正加速了女权运动的发展。黑格尔的‘理性’有一种动态的逻辑。既然‘事实’的特性就是会有相反的事物，因此要描述事实就必须同样描述与事实相反的事物。黑格尔强调他所谓的‘客观的’力量，意思就是家庭和国家。你也可以说黑格尔对个人抱持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他认为个人是团体的一个有机的部分。理性(或‘世界精神’)必须透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才会彰显。理性最主要是透过语言而显现，而我们说什么语言是一出生就注定的。因此并不是个人造就语言，而是语言造就个人。除了语言，我们会有哪一种历史背景也是一生下来就注定。没有人和这类背景之间能有一种‘自由’的关系。因此，那些无法在国家中找到定位的人就是没有历史的人。你也许还记得这种观念也是雅典哲学家的重点。没有人民，固然就没有国家，但如果没有国家，也就没有人民。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国家并不只是由人民形成的一个集合。因此黑格尔说人不能‘舍弃社会’。因此，如果有人对他们所生长的社会不屑一顾，而一心一意只想‘寻找自己的灵魂’，是会受到耻笑的。个人不能发现自我，只有世界精神能够发现自我。黑格尔说世界精神回到自我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也就是说世界精神在经历三个阶段后才意识到自我。首先，世界精神意识到自我在个人中的存在。黑格尔称此为主观精神。然后它在家庭、社会与国家之中达到更高的意识。黑格尔称此为客观精神，因为它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显现。可是还有第三个阶段，世界精神在‘绝对的精神’中达到最高形式的自我实现。这个‘绝对的精神’就是艺术、宗教和哲学。其中又以哲学为最高形式的知识，因为，在哲学中，世界精神思考它对历史的冲击，因此世界精神是最先在哲学中发现了它的自我。你不妨说哲学是世界精神的镜子。 

祁克果(S＆renKierkegaard1813--)：  丹麦哲学家。他对黑格尔的哲学非常不满。我们不只是‘时代的产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只活一次。黑格尔对广阔的历史比较有兴趣，这正是祁克果对他如此不满的原因。祁克果认为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观’都抹煞了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所应负的责任。因此，对祁克果来说，黑格尔和浪漫主义者有同样的缺点。他说：整个欧洲正走向破产的地步。他认为他生活在一个完全缺乏热情和奉献的时代。他对丹麦路德派教会的了无生气尤其感到不满，并对所谓的‘星期日基督徒’加以无情的抨击。对于祁克果而言，基督教对人的影响是如此之大，而且是无法用理性解释的。因此一个人要不就是相信基督教，要不就不信，不可以持一种‘多少相信一些’或‘相信到某种程度’的态度。可是祁克果看到教会和一般大众都对宗教问题采取一种暧昧含糊的态度。对于他而言，宗教和知识可说是水火不容。光是相信基督教是‘真理’并不够。相信基督教就要过着基督徒般的生活。他二十七岁时的《论反讽观念》论文中批评浪漫主义的反讽以及浪漫主义者任意玩弄幻象的做法。他并提出‘苏格拉底式的反讽’做为对比。苏格拉底虽然也以反讽技巧得到很大的效果，但他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要寻求有关生命的根本真理。祁克果认为，苏格拉底与浪漫主义者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位‘存在主义’的思想家，也就是说他是一位完全将他的存在放进他的哲学思考的思想家。祁克果表示，黑格尔主义所关切的那种‘客观真理’与个人的生命是完全不相关的。祁克果认为，与其找寻那唯一的真理，不如去找寻那些对个A生命具有意义的真理。他说，找寻‘我心目中的真理’是很重要的。他借此以个人来对抗‘体系’。祁克果认为，黑格尔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人。对他而言，描绘人或人性的面貌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认为，世间唯一重要的事只有每一个人‘自己的存在’。而你无法在书桌后面体验自己的存在。唯有在我们行动——尤其是做一些重要的选择——时，我们才和自我的存在有关联。祁克果强烈感受到人生苦短的现象。祁克果并说真理是‘主观的’。意思是说，真正重要的真理都是属于个人的。只有这些真理‘对我而言是真的’。在与宗教有关的问题上，信仰是最重要的因素。祁克果曾写道：‘如果我能客观地抓住上帝，我就不会相信他了。但正因为我无法如此，所以我必须信他。如果我希望保守我的信心，我必须时时紧握住客观的不确定性，以便让我即使在七万叶深的海上，仍能保有我的信心。” 许多人曾经试图证明上帝的存在，或至少尝试用理性去解释他。但是如果你满足于这样的证明或理论，你就会失去你的信仰，同时也会失去你的宗教热情。因为重要的并不是基督教是否真实，而是对你而言，它是否真实。中世纪的一句格言‘我信，因为荒谬’(credoquiaabsurdum)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意思是：正因为它是非理性的，所以我才相信。祁克创造这三个观念（‘存在的’‘主观真理’‘信仰’）是为了批评传统的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哲学。不过其中也包含尖锐的‘社会批评’在内。他说，现代都市社会中的个人已经成为‘大众’了，而这些大众或群众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喜欢说一些含糊不确定的话语。他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所‘想’、所‘相信’的都是同样的东西，而没有人真正对这些东西有深刻的感受。祁克果所说的‘人生三阶段’的理论。祁克果认为生命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他把它们称为‘美感阶段’、‘道德阶段’和‘宗教阶段’。他用‘阶段’这个名词是为了要强调人可能会生活在一个较低的阶段，然后突然跃升到一个较高的阶段。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活在同样的阶段。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只是为了现在而活，因此他会抓住每个享乐的机会。只要是美的、令人满足的、令人愉快的，就是好的。这样的人完全活在感官的世界中，是他自己的欲望与情绪的奴隶。对他而言，凡是令人厌烦的，就是不好的。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也就是典型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因为这个阶段所包含的并不只是纯粹的感官享乐而已。一个从美感的角度来看待现实，或自己的艺术，或他所信仰的哲学的人，就是活在美感阶段里。他们也可能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待痛苦或悲伤，但这只是虚荣心作祟罢了。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很容易有焦虑或恐怖和空虚的感受。但果真这样，他就有救了。祁克果认为，害怕几乎是有正面意义的。它表示这个人正处于‘存在的状态中’，可以跃升到更高阶段。可是你要不就晋升到较高的阶段，要不就停留原地。如果你不采取行动，而只是在即将跃升的边缘徘徊是没有用的。这是个两者只能择其一的情况，而且没有人能够帮你做这件事，这是你自己的抉择。祁克果所描述的这个‘决定的范畴’(categoryofdecision)可能会使人想起苏格拉底所说的所有真正的智慧都来自内心的话。是否要从美感阶段跃升到道德阶段或宗教阶段，必须是发自个人内心的决定。那时你最佳的选择就是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如此你也许才可以开始活在道德阶段。这个阶段的特色就是对生命抱持认真的态度，并且始终一贯的做一些符合道德的抉择。这种态度有点像是康德的责任道德观，就是人应该努力依循道德法则而生活。祁克果和康德一样注重人的性情。他认为，重要的不是你认为何者是、何者非，而是你开始在意事情的是非对错。相反的，活在美感阶段的人则只注重一件事是否有趣。祁克果从不认为道德阶段是很圆满的。即使是一个敬业尽责的人，如果一直彻底的过着这种生活，最后也会厌倦的。许多人到了年长之后开始有这种厌倦的感受。有些人就因此重新回到美感阶段的生活方式。可是也有人进一步跃升到宗教阶段。他们一步就跳进信仰那‘七万吋的深渊里’。他们选择信仰，而不选择美感的愉悦和理性所要求的责任。而就像祁克果所说的，虽然‘跳进上帝张开的双臂’也许是一件很令人害怕的事，但这却是得到救赎唯一的途径。对祁克果而言，活在‘宗教阶段’就等于是信奉基督。跟祁克果同一时期的一个丹麦人的世界观。他就是著名的童话故事作家安徒生。他对大自然种种不可思议的细微事物也有很敏锐的观察力。比他早一百多年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也看到相同的事物。莱布尼兹对史宾诺莎的理想主义哲学的反动就像是祁克果对黑格尔的反动一般。他对个体的意义有很敏锐的观察力。 

祁克果在写关于苏格拉底的论文，马克思正在写关于德谟克里特斯和伊比鸠鲁的论文，讨论古代的唯物主义。祁克果后来变成了一位存在主义者，马克思后来变成了一位‘历史唯物主义者’。祁克果和马克思各自用自己的方式以黑格尔的哲学作为出发点。两人都受到黑格尔思考模式的影响，但两人都不同意他关于‘世界精神’的说法和他的理想主义。一般来讲，我们通常说大哲学体系的时代到黑格尔为止。在他之后，哲学走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不再有庞大的思考体系，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所称的‘存在哲学’与‘行动哲学’。马克思曾说，直到现在为止，哲学家只诠释了世界，可是重点在于他们应该去改变这个世界。’这些话显示了哲学史上的一大转折点。 

马克思：  马克思的思想有一个实际的或政治的目标。他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思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他认为我们的思考方式有一大部分受到社会中的物质因素的影响，这类物质因素无疑也左右了历史的发展。黑格尔曾指出，历史的发展是受到两种相反事物之间的紧张关系的驱动，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后来一定会被一个突然的改变消除。黑格尔把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叫做‘世界精神’或‘世界理性’。马克思认为这种说法正好与事实相反。他想证明物质的变化才是推动历史的力量：‘精神关系’并不会造成物质的改变，而是物质的改变造成了新的‘精神关系’。马克思特别强调，促成改变并因此把历史向前推进的，其实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力量。马克思将物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条件称为社会的基础，并将社会思想、政治制度、法律规章、宗教、道德、艺术、哲学和科学等称为社会的上层构造。马克思相信物质条件支持着一个社会里的每一种思想和看法。一个社会的上层结构正好反映那个社会的基础。他指出社会的基础与它的上层结构之间有一种互动关系。如果他否认了这种互动关系的存在，那他就是一个‘机械论的唯物主义者’。但正因为马克思体认到社会的基础与它的上层结构之间有一种互动的辩证关系存在，我们才说他是一个辩证的唯物主义者。把社会的‘基础’分成三个阶层。最‘根本’的一个阶层就是一个社会的‘生产条件’，也就是这个社会可以利用的自然条件与资源。这些是每一个社会的基础，而这个基础明显决定这个社会的生产种类，也决定这个社会的性质与它的整体文化。另一个阶层就是一个社会里的‘生产工具’。在这里马克思指的是设备、工具和机器这些东西。人们分工的方式和财产的分配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社会的‘生产关系’。一个社会的政治情况与意识形态是由它的生产模式决定的。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是非对错的观念乃是社会基础的产物。一个社会的是非标准主要是由那个社会里的统治阶级来决定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换句话说，历史所牵涉的主要就是一个谁拥有生产工具的问题。马克思明白社会上层结构与社会基础之间可能有互动的关系，可是他否认社会的上层结构能够有其独立的历史。他认为，使我们的历史能够从古代的奴隶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工业社会的因素主要是社会基础的改变。马克思认为在历史的各个阶段，社会的两个主要阶级彼此之间都会有冲突存在。在古代的奴隶社会，这种冲突是存在于一般人和奴隶之间。在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则存在于封建贵族和农奴之间，后来则存在于贵族与一般人之间。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的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冲突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者和工人(或无产阶级)之间。因此冲突乃是存在于那些拥有生产工具的人和那些没有生产工具的人之间。既然‘上层阶级’不会自愿放弃权力，因此唯有透过革命才能改变社会现况。黑格尔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有一种互动或‘辩证’的关系。当人改造大自然时他本身也被改造了。换句话说，人在工作时，就是在干涉大自然并影响大自然，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大自然同时也干涉人类并影响他们的心灵。这正是马克思的观点。我们的工作方式影响我们的心灵，但我们心灵也影响我们的工作方式。可以说这是人手与人心的一种互动关系。因此你的思想与你的工作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而言，工作是一件具有正面意义的事情，并且与人类的本质有密切的关系的。可是这也正是马克思严厉批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是为别人工作。因此他的劳动对他而言是外在的事物，是不属于他的。工人与作的工作之间有了隔阂，同时与自我也有了隔阂。他与他自己的现实脱节了。马克思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工人被疏离了。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厂制度中，工人实际上是为另外一个社会阶级在做牛做马。在这种制度下，工人把他的劳动成果以及他的整个生命都转移给中产阶级。一八四八年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发表了一篇共产主义者宣言。其中第一句话就是：“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在欧洲出现”。共产主义者宣言的结尾：“共产主义者不屑隐藏他们的看法与目标。他们公开宣称他们的目标只能透过强行推翻现有的社会情况而达成。让统治阶级因共产主义革命而颤抖吧!无产阶级身上只有锁链，因此无惧任何损失，却可借此赢得全世界。各国的劳动工人们，团结起来吧!”。一个工人所制造的商品一定有若干销售价值。如果你把工人的工资和其他的生产成本从销售价值里扣除，一定还会有一些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就是马克思所称的利润。换句话说，资本主义者把事实上是由工人创造的价值放进了自己的口袋，这就叫做剥削。然后资本主义者又把一部分的利润拿来做为资本，将工厂加以现代化，以期生产成本更低廉的商品，并借此增加他将来的利润。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他说，资本主义是一种自我毁灭式的经济制度，因为它缺少理性的控制。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因素会驱使它逐步走向灭亡。就这种意义来说，资本主义是前进的，因为它是迈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有一段时期会出现新的阶级社会，由无产阶级以武力镇压中产阶级。马克思称此为无产阶级专政。但在这段过渡期后，无产阶级专政会被一个‘不分阶段的社会’所取代。在这个社会当中，生产工具是由‘众人’，也就是人民所拥有。在这种社会中，国家的政策是‘各尽其才，各取所需’。这时劳动成果属于劳工，资本主义的疏离现象也就到此终止。今天，除了他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外，经济学家还可以确证马克思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犯了错误。另外他没有重视人类对大自然资源的掠夺——我们今天正在面临其严重后果。然而马克思主义造成了社会上很大的变动。社会主义已经大致改善了社会上不人道的现象。至少在欧洲，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比马克思时代更加公平、更加团结的社会中。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马克思和整个社会运动。马克思之后，社会运动分裂成两股潮流：社会民主主义和列宁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代表一条渐进并和平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正是西欧所选择的道路。我们或者把它称作慢性革命。而列宁主义继承马克思暴力革命是唯一途径的信念，在东欧、亚洲和非洲有广泛的影响力。两股潮流在各自的征途上都困难重重，抵抗镇压。 这形成了一种新型的镇压，比如说在俄国和东欧。无庸置疑，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人类所涉及的每一件东西都变成了善恶的两面体。从另一方面来看，没有道理因为那些在马克思死后五十或者一百年里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消极成分而指责马克思。但是也许他没有对那些将成为共产主义社会领导的人们给予充分的考虑。很可能从来就没有一块真正的‘乐土’，人类总是为自己制造新的麻烦。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公平的社会形式。

自然主义：  指一种认为除了大自然和感官世界之外，别无其他真实事物的态度。自然主义者也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一个自然主义的科学家只相信自然现象，而不相信任何理性假设或圣灵的启示。马克思、达尔文和佛洛伊德都是这样的人。当时马克思已经指出人类的意识形态是社会基础的产物，达尔文则证明人类是生物逐渐演化的结果，而佛洛伊德对潜意识的研究则发现人们的行动多半是受到‘动物’本能驱策的结果。 

恩格斯说：  达尔文创立了有机物进化的理论，而马克思则创立了人类历史进化的理论。
佛洛伊德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他自己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于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天真无知态度构成了挑衅。 

达尔文（1809—1882）：  生物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也是近代唯一一个公开质疑圣经中对人在万物中的地位的说法的科学家。《物种起源论》，全名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物种起源论》。达尔文在书中提出两个理论：既存的所有动植物样式都是依照生物进化的法则，从较早期、较原始的形式演变而来，生物进化乃是自然淘汰的结果。早在1800年时，某些领域内的人士就已经开始普遍接受生物进化的观念，最主要的倡导人是法国的动物学家拉马克(Lamarck)，在他之前，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穆斯达尔文(ErasmusDarwin)就已经提出动植物是由某些少数原始物种进化而来的观念。在当时，无论教会还是科学界都坚决相信圣经中所说的所有动植物种类都不会改变的说法，他们相信上帝一次就造出了所有的生物。而基督教的这种看法也与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的学说一致。柏拉图的概念理论主张各种动物都是不可改变的，因为他们是根据永恒的概念或形式造的。这也是亚理斯多德哲学的基础之一。【英国生物学家莱尔(CharlesLyell)所著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册。莱尔认为目前地球的地质——包括山脉和河谷等等——都是长期不断逐渐演化的结果。他的论点是：在这千万年的过程中，即使一些小小的变化也会造成地质上的大变动。指的是那些直到今天仍然在作用的一些力量，如风力、天气、冰层的融解、地震和地平面的隆起。莱尔相信这类微小而逐渐发生的变化，持续千百年后就可以完全改变大自然的形貌。莱尔的理论中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地球的年纪。在达尔文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相信上帝创造世界大约已有六千年（这个数字是由计算亚当与夏娃以后的世代得出来的）。达尔文推算地球的年纪大约在三亿年左右。因为除非地球存在的时间确实很长很长，否则无论莱尔的地质逐渐演进论或达尔文自己的进化论都无法获得证实。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的证据，就是那些在岩石各层结构中发现的一层层化石矿床。另外一个证据则是各现存物种的地理分布情况。法国动物学家拉马克指出，各个物种会逐渐发现自己所需的特征。拉马克认为每一种动物透过自己的努力获取的特征会遗传给下一代。可是达尔文并不接受这种‘后天特征’遗传论，因为拉马克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这项大胆的说法。人口研究专家马尔萨斯(ThomasMalthus)的书《人口论》，马尔萨斯撰写此书的灵感是得自那位发明避雷针等东西的美国人富兰克林。富兰克林曾经指出，如果没有受到大自然的限制，一种植物或动物将会遍布全球。但是由于世上有许多物种，因此这些物种会彼此制衡。马尔萨斯将这个观念加以发展应用于全球人口上。他相信人类的生殖力很强，因此世界上出生的儿童人数永远多过能够存活的人数。他认为既然粮食的生产永远无法赶得上人口的增加，因此有一大部分人口注定要在求生存的竞争中落败。那些能够存活、长大并延续种族生命的人一定是那些在生存竞争中表现最好的人。】达尔文以此来解释进化发生的过程：进化是生存竞争中自然淘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最能够适应环境的人就存活下来，继续繁衍种族。这是他在《物种起源论》一书中所提的第二个理论。达尔文进一步指出，生存竞争在那些彼此最为相似的物种之间往往也最激烈，因为它们必须争夺同样一些食物。生存竞争愈激烈，进化到新物种的速度也愈快，到最后只剩下最能适应环境的品种可以生存下来，其他的则会灭绝。生物繁衍能力的强弱显然也是很重要的。那些因为某种原因不能将它们的基因传给下一代的动物会不断被淘汰，整个种族也就因此愈来愈进步。而那些存活下来的品种所不断累积井保存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抵抗疾病的能力。这种不断淘汰的结果就是那些最能够适应某种环境或某种生态体系的品种就能够在那个环境中长期繁衍种族。可是在这个环境中占优势的特征不见得能在另一个环境中占到便宜。可以说地球生物进化的‘原料’就是同一种生物之间不断出现的个体差异，再加上子孙的数量庞大，以致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存活。而进化的实际‘机转’(或驱动力)则是生存竞争中的自然淘汰作用。这种淘汰过程可以确保最强者或‘最适者’能够生存下泉。1871年，达尔文发表了《人的由来》(TheDescentofMan)。他在书中提醒大家注意人与动物之间许多极为相似之处，并提出一个理论，认为人与类人猿必定是在某段时间由同一祖先进化而来的。达尔文的理论提出后，当时的人们突然不得不重新调整他们对于《创世记》的看法。年轻的作家罗斯金(JohnRuskin)如此形容他的感觉：真希望这些地质学家能够放过我，如今在圣经的每一个章节后面，我都可以听到他们的锤子敲打的声音。因为当时被推翻的不仅是上帝造人的说法。达尔文理论的重点也在于人是由一些偶然发生的变化所形成的，人是成生存竞争这种冷酷事实下的产物。对于解释这种【遗传与突变】偶然的差异是如何发生的，这是他理论中最弱的一环。达尔文对于遗传没有什么概念，关于那些差异如何发生的问题，达尔文主义如今已经被所谓的‘新达尔丈主义’取代，就是说所有的生命和所有的繁殖过程基本上都与细胞分裂有关。当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时，就产生了两个一模一样、具有相同遗传因子的细胞。我们说细胞分裂的过程就是一个细胞复制自己的动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偶尔会有一些很小的错误发生，导致那个被复制出来的细胞并不与母细胞完全相同。用现代生物学的术语来说，这就是‘突变’。有些突变是不相干的，但有些突变则可能对个体的行为造成明显的影响。这些突变可能有害，而此类对于物种有害的‘变种’将不断被淘汰。许多疾病事实上就是突变所引起的。突变的结果也可能会使个体拥有一些优势，使它能在生存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关于最初的原始细胞达尔文写道：如果啊，这是怎样一种可能性呀，我们可以想象有一小摊热热的水，里面有各种氨盐、磷盐、阳光、热、电等等，而且有一个蛋白质化合物正在里面，这个化合物可能会发生一些化学合成的现象，并经历更加复杂的变化。达尔文想说的是最初的活细胞有可能是由无机物形成的。现代的科学家也认为原始的生命形式正是从达尔丈所描述的那种‘一小摊热热的水’里形成的。生命最简单的定义是：生命是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在有养分的液体里能够自行分化成两个完全一样的单位。这个过程是由一种我们称为DNA的物质控制的。所谓DNA就是我们在所有活细胞里面都可以发现的染色体(或称为遗传结构)。我们同时也使用DNA分子这个名词，因为DNA事实上是一个复合的分子(或称为巨分子)。问题在于这世上第一个分于是如何形成的。地球是在四十六亿年前太阳系出现时形成的。它最初是一个发热体，后来逐渐冷却。现代科学家相信生命就是在大约三十亿年到四十亿年之前开始的。由于没有生命，因此大气层里也没有氧气，氧气最初是由植物行光合作用所制造的。而没有氧气这件事可说关系重大，因为可能形成DNA的生命细胞是不可能在一个含有氧气的大气层里产生的。因为氧气会造成强烈的反应。像DNA这样的复合分子在还没来得及形成前，它的分子细胞早就被氧化了。这是我们为什么可以确定现在地球不可能会再有新的生命(包括细菌和病毒)形成的缘故。地球上所有生物存在的时间一定走相当的；大象的家族史和最小的细菌一样悠久。我们几乎可以说一只大象(或一个人)事实上是一群单细胞生物的集合体，因为我们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有同样的遗传物质。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完全是由这些隐藏在每一个小小细胞里面的物质决定的。生命最神秘的地方之一在于：虽然所有不同的遗传特征不见得都活跃在每个细胞内，但多细胞动物的细胞还是能够执行它特殊的功能。有些遗传特征(或称基因)是‘活跃的’，有些是‘不活跃的’。但这三种细胞都有同样的DNA分子，同样含有决定各个有机体形貌的所有遗传物质。在最初的时候，由于大气层里没有氧气，地球的四周也就没有一层可以保护它的臭氧层。这表示没有东西可以挡住来自宇宙的辐射线。这点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种辐射线可能有助于第一个复合分子的形成。这类的宇宙辐射线是真正促使地球上各种化学物质开始结合成为一个复杂的巨分子的能量。个总结：所有生命都赖以组成的复合分子要能够形成，至少要有两个条件：一、大气层里不能有氧气，二、要受到宇宙辐射线的照射。在这‘一小摊热热的水’(现代科学家时常称之为‘原始汤’)里，曾经形成了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巨分子，这个巨分子就是最初的遗传物质，也就是最初的DNA或是第一个活细胞。它不断分裂再分裂，但从一开始，在分裂过程中就不断有变化产生。历经千万年后，这些单细胞的有机体中，有一个突然和一个更复杂的多细胞有机体连结上了。就这样，植物的光合作用开始了，大气层慢慢有了氧气。这个现象造成了两个结果；第一，含氧的大气层使得那些可以用肺呼吸的动物逐渐进化。第二，大气层如今已可以保护各种生命，使他们不致受到宇宙辐射线的伤害。这种辐射线原本可能是促使第一个细胞形成的重要推动力，但却也会对所有的生物造成伤害。生命最初开始于原始‘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原始汤’。那些生物可能生活在其中，因此而得免于辐射线的伤害。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当海洋里的生物已经形成了一个大气层时，最早的一批两栖类动物才开始爬上陆地。

佛洛伊德（1856--：  文化哲学家。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发展了所谓的‘深度心理学’，或称‘精神分析’。精神分析是描述一般人的内心，并治疗神经和心理失调现象的一门学问。佛洛伊德主张人和他的环境之间不断有一种紧张关系存在。这种紧张关系(也就是冲突)尤其存在于他的驱策力、需要和社会的要求之间。可以说佛洛伊德发现了人类的驱策力，即我们的行动并不一定是根据理性的。人其实并不像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者所想的那么理性。非理性的冲动经常左右我们的思想、梦境和行动。这种不理性的冲动可能是反映我们的基本需求，佛洛伊德指出这些基本需求可能会被‘伪装’或‘升华’，并在我们无从察觉的情况下主宰我们的行动。他并且指出，婴儿也会有某种性反应。我们称这种反应为‘维多利亚心态’，就是把每一件与性有关的事视为禁忌的一种态度。佛洛伊德也发现有许多形式的精神失调或心理失调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的冲突。后来他逐渐发展出一种我们称之为‘灵魂溯源学’的治疗方式。根据佛洛伊德的说法，我们都会把所有经验的记忆储藏在内心深处。佛洛伊德如何形容人的心灵：当我们刚来到这世界时，我们会用一种直接而毫不感到羞耻的方式来满足我们身体与心灵的需求。如果我们没有奶喝或尿布湿了，我们就会大哭。我们也会直接表达我们对身体上的接触或温暖拥抱的需求。佛洛伊德称我们这种‘快乐原则’为‘本我’。我们在还是婴儿时，几乎就只有一个‘本我’。我们带着我们内心的这个‘本我’或‘快乐原则’长大成人，度过一生。但逐渐地我们学会如何调整自己的需求以适应环境；我们学到如何调整这个‘快乐原则’以迁就‘现实原则’。用佛洛伊德的术语来说，我们发展出了一个具有这种调节功能的‘自我’。这时，即使我们想要或需要某个东西，我们也不能躺下来一直哭到我们得到那件东西为止。我们可能会很想要某样外界无法接受的东西，因此我们会压抑我们的欲望。这表示我们努力要赶走这个欲望，并且将它忘记。佛洛伊德还提出人类心灵中的第三因素。从婴儿时期起，我们就不断面对我们的父母和社会的道德要求。当我们做错事时，我们的父母会说：‘不要那样!’即使长大成人以后，我们在脑海中仍可以听到这类道德要求和价值判断的回声。似乎这世界的道德规范已经进入我们的内心，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佛洛伊德称这部分为‘超我’。良心是‘超我’的一部分。但佛洛伊德指出，当我们有一些‘坏的’或‘不恰当’的欲望，如色情或性的念头时，这个‘超我’会告诉我们。而就像我说过的，佛洛伊德宣称这些‘不恰当’的欲望已经在我们童年的初期就出现过了。我们现在知道婴儿喜欢抚摸他们的性器官。父母制止，我们因此对每一件与性和性器官有关的事情有了一种罪恶感。由于这种罪恶感一直停留在超我之中，因此许多人——佛洛伊德甚至认为是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对性有一种罪恶感。而根据佛洛伊德的说法，性的欲望和需求事实上是人类天性中很自然而且很重要的一部分。就这样，人的一生都充满了欲望与罪恶感之间的冲突。 佛洛伊德得出一个结论：人类的意识只是他的心灵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意识就像是露在海面上的冰山顶端，在海面下，也就是在人意识之外，还有‘潜意识’的存在。我们并不一定能够意识到我们曾经有过的各种经验。但那些只要我们‘用心想’便可以记起来的想法或经验，佛洛伊德称之为‘潜意识’。他所说的‘潜意识’指的是那些被我们‘压抑’的经验或想法，也就是那些我们努力要忘掉的‘不愉快’、‘不恰当’或‘丑陋’的经验。如果我们有一些不为我们的意识(或超我)所容忍的欲望或冲动，我们便会将它们埋藏起来，去掉它们。这样的作用在所有健康的人身上都会发生。但有些人因为过度努力要把这些不愉快或禁忌的想法从意识中排除，以至于罹患了心理方面的疾病。被我们压抑的想法或经验会试图重新进入我们的意识。对于某些人来说，要把这类冲动排除在敏锐的意识之外，需要费很大的力气。这些被我们压抑的想法和冲动不断从我们的潜意识浮现，使我们经常处于一种压力之下。这是我们为什么常常会说一些本来不想说的话或做一些本来不想做的事的缘故。因为我们的感觉和行动会受到潜意识的鼓动。佛洛伊德指出这类机转有好几种。一个是他所谓的‘说溜了嘴’，也就是我们无意中说出或做出一些我们原本想要压抑的事情。另外一件我们可能会做的事就是‘合理化’。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告诉别人我们做某一件事的真正动机，因为这个动机是让人无法接受的。 还有一种现象叫做‘投射，就是把我们内心试图压抑的特点转移到别人身上。佛洛伊德宣称，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都充满了这类潜意识的机转。我们时常会忘记某个人的名字，在说话时摸弄自己的衣服，或移动房间里随意放置的物品。我们也时常结结巴巴或看似无辜地说错话，写错字。但佛洛伊德指出，这些举动事实上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是意外的或无心的。这些错误事实上可能正泄漏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秘密。我们应该做的其实是不要太过努力把不愉快的记忆埋藏在潜意识中。让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门半遮半掩事实上是一件很健康的事。精神病患就是一种大努力把‘不愉快’的记忆排除在意识之外的人。这种人往往拚命要压抑某种经验。佛洛伊德发展出一个他称为‘自由联想’的技巧。他让病人用一种很放松的姿势躺着，并说出他脑海里想到的任何事情，无论这些事情听起来有多么不相干、漫无目的、不愉快或令人难为情。他的用意是要突破病人在伤痛记忆上所加的管制，因为这些伤痛记忆正是让病人焦虑的因素。它们一直都活跃在病人的心中，只不过不在意识当中罢了。你愈努力去忘掉一件事情，你在潜意识里就愈容易想起这件事。 
梦的解析：根据佛洛伊德的说法，洞悉我们的潜意识的最佳途径就是透过我们的梦境。《梦的解析》。他在书中指出，我们做的梦并不是偶然的。我们的潜意识试图透过梦和我们的意识沟通。佛洛伊德断言所有的梦都反映我们本身的愿望。这在孩童身上非常明显，可是在大人身上这些想要在梦中实现的愿望都会经过伪装，因为即使在睡梦中，我们仍然会管制自己的想法。虽然这种管制(就是压抑的机转)在我们睡着时会减弱很多，但仍然足以使我们不愿承认的愿望在梦中受到扭曲。 佛洛伊德指出，我们必须了解我们梦中的情节并不代表梦的真正意义。他把实际的梦境——也就是我们所梦见的‘影片’或‘录影带’——称为‘显梦’(manifestdream)。梦中的情景总是与前一天发生的事有关。但这个梦也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是我们的意识无法察觉的。佛洛伊德称之为潜梦意念。这些真正表现于梦境的隐藏意念可能来自很久很久以前，也许是从童年最早的时期。把潜梦意念转换成显梦的面向的工作，佛洛伊德称之为‘梦的运作’(dreamwork)。可以说显梦‘遮掩’或‘密隐’了做梦人真正的意念。在解释梦境时，必须经由相反的程序来‘揭开’或‘解密’梦的‘主题’，以便找出它的要旨。佛洛伊德相信梦境乃是‘以伪装的方式满足人被压抑的愿望’。佛洛伊德本人并未宣称‘压抑’、‘防卫机转’和‘合理化’这些现象是他‘发明’的。他只是第一个把人类的这些经验应用在精神病学上。从一九二O年开始，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对艺术和文学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诗人与画家，尤其是那些超现实主义者，开始试图将潜意识的力量用在他们的作品中。超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是从法文而来，意思是‘超越现实’。一九二四年时，布烈顿(AndreBreton)发表了一篇《超现实主义者宣言》，主张艺术应该来自潜意识，艺术家应该从他的梦境中自由撷取灵感，并努力迈向‘超越现实’的境界，以跨越梦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同时艺术家也有必要挣脱意识的管制，尽情挥洒文字和意象。佛洛伊德并且提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据，说明人心的奥妙。他治疗病人的经验使他相信，我们将我们所见、所经验的一切事物都贮存在我们意识深处的某个地方，而这些印象可能会再度浮现。有时我们会突然‘脑中一片空白’，然后过了一会，‘差点就想起来了’，然后再度‘猛然想起’。这就是原本存在于潜意识的东西突然经由那扇半开半掩的门溜进我们意识的例子。所有的艺术家都有这种经验。可是后来突然间好像所有的门、所有的抽屉都打开了，每个东西都自己滚了出来，这时我们就可以发现所有我们原本苦思不得的字句和意象。这就是潜意识的‘盖子’被揭开了。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灵感。这些字眼和意念‘潜藏’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而当所有的防备和管制都放松时，它们就浮现出来了。对于艺术家而言，不要让理性或思维压制潜意识的表达是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家一定要能够‘放得开’。超现实主义者就利用这点，而让事情自己发生。他们在自己的前面放了一张白纸，然后开始不假思索地写下一些东西。他们称之为‘自动写作’。这个名词源自招魂术，因为实施招魂术的灵媒相信已逝者的灵魂会指引她手上的笔。从某个角度来说，超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灵媒，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媒介。我们可以说他是他自己的潜意识的灵媒。事实上也许每一种创作都带有潜意识的成分。创作的过程就是想象与理性的细密交织的时刻，只是人的理性常常阻塞了想象力。因为如果没有想象力，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创造出什么新的事物。想象力就像是一个达尔文的系统【达尔文主义主张，大自然的突变物相继出现，但其中只有一些能用。只有一些能够活下去】。我们透过灵感所得到的许许多多新想法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过分管制自己，这些‘思想的突变物’就会在我们的意识中接二连三地发生。但其中只有一些想法是可行的。这时，理智就派上用场了。因为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拣选。想象力也许可以创造新的事物，但却不能加以拣选。想象力是不会‘创作’的。一个创作乃是想象力和理智或心灵与思想之间互相奇妙作用的结果。因为，创造的过程总是会有一些偶然的成分。

存在哲学：存在主义，这是一个集合名词，代表几股以人存在的情况为出发点的哲学潮流。通常说的是二十世纪的存在哲学。这些存在主义哲学家中有几个是以祁克果，乃至黑格尔等人的学说为基础的。

尼采(FriedrichNietzsche1844-1900德国)：  他反对黑格尔的哲学以及德国的‘历史主义’，他认为我们应该重视生命本身，而不必对历史和他所谓的基督教的‘奴隶式道德’过于注意。他希望能够造成‘对所有价值的重新评价’，使强者的生命力不会受到弱者的拖累。根据尼采的说法，基督教和传统哲学已经脱离了真实世界，朝向‘天堂’或‘观念世界’发展，而人们过去认为的‘真实’世界事实上是一个‘伪世界’。他说：要忠于这个世界。不要听信那些让你有超自然期望的人。祁克果和尼采两人同时又影响了德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MartinHeidegger)。

萨特(Jean—PaulSartre1905-0980)：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存在主义者(至少是信奉存在主义的一般大众)的领袖，他终身的伴侣西蒙波娃(SimonedeBeauvoir)也是一位存在主义的哲学家。萨特说：存在主义就是人文主义。他的意思是存在主义者乃是以人类为出发点。必须说明的是：他的人文土义对于人类处境的观点要比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丈主义者悲观得多。祁克果和本世纪的若干存在主义哲学家都是基督徒，但萨特所信仰的却是所谓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他的哲学可以说是在‘上帝已死’的情况下对人类处境所做的无情分析（”上帝已死”这句话是尼采说的）。萨特和祁克果的哲学中最主要的一个字眼就是‘存在’。但存在不等于活着。植物和动物也活着，它们虽然存在，但并不需要思考存在的意义。人是唯一意识到自己存在的生物。萨特表示，一个东西只是在己(initself)而人类却是为已(foritself)。因此人的存在并不等于东西的存在。萨特进一步宣称，人的存在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我存在的这个事实比我是谁要更加重要。他说：存在先于本质。所谓的本质是指组成某些事物的东西，也就是说某些事物的本性。但根据萨特的说法，人并没有这种天生的‘本性’，因此人必须创造自我。他必须创造自己的本性或‘本质’，因为他的本性并非是一生下来就固定的。在整部哲学史中，哲学家们一直想要探索人的本性。但萨特相信，人并没有一种不变的‘本性’。因此，追求广泛的生命的‘意识’是没有用的。换句话说，我们是注定要自己创造这种意义。萨特说，当人领悟到他们活在世上，总有一天会死，而且没有什么意义可以攀附时，他们就会愈加恐惧。你可能还记得祁克果在形容人存在的处境时，也用过这个字眼。萨特又说，人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中会感到疏离。当他描述人的‘疏离’时，乃是重复黑格尔的中心思想。人的这种疏离感会造成绝望、烦闷、厌恶和荒谬等感觉。萨特所描述的乃是二十世纪的城市人。你也许还记得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曾经兴高采烈地强调人的自由与独立。萨特则觉得人的自由是一种诅咒。他说：人是注定要受自由之苦的。因为他并没有创造自己，但却是自由的。因为一旦被扔进这个世界里来，他就必须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负责。可是我们仍然是自由的个体，而这种自由使我们注定一生中要不断地做选择。世上没有我们必须遵守的永恒价值或规范，这使得我们的选择更加有意义。因为我们要为自己所做的事负全责。萨特强调，人绝对不能放弃他对自己行动的责任，也不能以我们‘必须’上班、‘必须’符合中产阶级对我们生活方式的期望为理由。逃避为自己做选择的责任。如果我们逃避这项责任，就会沦为无名大众的一分子，将永远只是一个没有个性的群体之一，逃避自我并自我欺骗。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的自由迫使我们要成为某种人物，要‘真实’地活着。在道德的抉择上也是如此。我们永远不能把错误归咎于‘人性’或‘人的软弱’等等。虽然萨特宣称生命并没有固有的意义，但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重要。他不是我们所谓的‘虚无主义者’，就是那些认为没有一件事情有意义，怎样都可以的人。萨特认为生命应该有意义，这是一个命令。但我们生命中的意义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创造，存在的意义就是要创造自己的生命。萨特想要证明意识本身在感知某件事物之前是不存在的。因为意识总是会意识到某件事物。这个‘事物’固然是由我们的环境提供的，但也是由我们自己提供的。我们可以选择对我们有意义的事物，借以决定我们所要感知的事物。西蒙波娃曾试图将存在主义应用到女性主义上。萨特已经说过，人没有基本的‘本性’。我们必须创造自我。西蒙波娃否认一般人所谓的‘女人的天性’或‘男人的天性’。举例来说，一般人都说男人有所谓的‘超越的’或‘追求成功’的天性，因此他们会在家庭以外的地方追求意义和方向。而女人则被认为具有与男人完全相反的生活哲学。她们是所谓‘内在的’，意思就是说她们希望留在原地。因此她们会做养育小孩、整理环境等比较与家庭有关的事。今天我们也许会说妇女要比男人关心‘女性的价值’。她相信女人和男人都必须挣脱这种内在偏见或理想的束缚。她主要的作品名叫《第二性》，她指的是女人。在我们的文化里，妇女是被当成‘第二性’。存在主义对于四十年代到现在的文学也有很大的影响。其中包括戏剧在内。萨特本身除了写小说外，也写了一些剧本。

荒谬主义：  法国的卡缪、爱尔兰的贝克特、罗马尼亚的伊欧涅思柯和波兰的康布罗维区(Gombrowich)。他们和其他许多现代作家的典型风格就是我们所说的‘荒谬主义’。这个名词专门用来指‘荒谬剧场’。‘荒谬剧场’是‘写实剧场’的相反。它的目的在显示生命的没有意义，以使观众起而反对。它的用意并不是鼓吹人生没有意义，其实正好相反。他们借着显示、揭发日常生活情境的荒谬，进而迫使旁观者追求较为真实而有意义的生命。荒谬剧场经常描绘一些非常琐碎的情境，因此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一种‘超写实主义’。剧中描绘的就是人们原来的面貌。可是当你把发生在浴室的事情或一个普通家庭平日早晨的景象搬上舞台时，观众就会觉得很好笑。他们的笑声可以解释成为一种看见自己在舞台上被嘲弄时的防卫机转。荒谬剧场也可能具有若干超现实的特色。其中的角色时常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不真实、像梦一般的情境里。当他们毫不讶异地接受这种情境时，观众就不得不讶异这些角色为何不感到讶异。这是卓别林在他的默片中惯用的手法。这些默片中的喜剧效果经常来自于卓别林默默地接受所有发生在他身上的荒谬事情。这使得观众不得不检讨自己，追求更真实的事物。 

新圣多玛斯主义(Neo—Thomism)：也就是指那些属于圣多玛斯派的思想。

分析哲学’或‘逻辑实验主义’。它的根源可追溯至休姆和英国的经验主义，甚至远及亚理斯多德的理则学。 

唯物主义：现代科学有一大部分源自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的努力，例如找寻组成所有物质的不可见的‘基础分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对‘物质’是什么问题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核子物理学与生物化学等现代科学对于这个问题极感兴趣。萨特说：关于存在的问题是无法一次就回答清楚的。所谓哲学问题的定义就是每一个世代，甚至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一再的问自己的一些问题。

生态哲学：  二十世纪一个主要的哲学潮流就是‘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这是挪威哲学家那斯(ArneNaess)所给的名称，他也是这种哲学的奠立者之一。许多西方的生态哲学家已经提出警告，整个西方文明的走向根本就是错误的，长此下去，势必将会超出地球所能承受的范围。他们谈的不只是环境污染与破坏这些具体的问题。他们宣称，西方的思想形态根本上就有一些谬误。生态哲学家对于进化观念中以人为‘万物之首’的这个假设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人类这种自以为是大自然主宰的想法可能会对整个地球造成致命的伤害。在批评这个假设时，许多生态哲学寥注意到印度等其他文化的观念与思想。他们并且研究了所谓‘原始民族’或美洲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现已改称因纽特人——编者注)等‘原住民’的想法与习俗，以重新探索我们所失落的东西。近年来科学界有二种说法是：我们整个科学思想的模式正面临一个‘典范移转’(paradigmshift)，意思就是说科学家思考的方式有了一个根本上的转变，而且这个现象已经在若干领域内开花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所谓‘新生活运动’(alternativemove—ments)倡导整体主义(holism)和新的生活方式。 

在文艺复兴时代，世界开始膨胀。自从那些伟大的探险航程展开后，欧洲人就开始走遍世界各地。今天情形正好相反。我们称之为反膨胀。意思是说世界正逐渐凝聚成一个庞大的通讯网络。问题在于历史是否即将结束，或者刚好相反，我们正要迈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城市的居民或某个国家的公民了。我们是生活在全球文明里的世界公民。

宇宙大爆炸：在大约一百五十亿年以前，宇宙间所有的物质都集中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由于物质密度极高，再加上重力的作用，使得这些物质温度高得吓人。温度日趋上升的结果，这一团紧密的物质终于爆炸了。宇宙大爆炸使得宇宙中所有的物质都向四面扩散。当这些物质碎片逐渐冷却后，就形成各个星球、银河系、卫星与行星……而它扩张的理由正是由于一百多亿年前的这次大爆炸。因此目前宇宙各星球并没有固定不变的位置，宇宙仍然在形成中。它是一次爆炸后的产物。各银河目前仍继续以极高的速度向宇宙的四面飞散。有可能它们会永远这样下去。但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引力和惯性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各银河系。因为即使宇宙仍继续扩张，引力的作用却刚好相反。也许几十亿年后有一天，当大爆炸的力量逐渐减弱后，重力会使得各星球重新凝聚，然后就会发生一种‘反爆炸’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内破裂’。不过，由于各银河系之间的距离过于遥远，所以情况会变得像是电影的慢动作，就像你把一个气球里的空气放掉以后的现象。那这些银河系再度聚拢成一个紧密的核心，但到时候又会有一次大爆炸，而宇宙也会再度开始扩张，因为到时同样的自然法则又会发生作用。所以会形成新的星球和新的银河系。 

未来的宇宙：  关于宇宙的未来，天文学家认为有两种可能：要不就是宇宙一直扩张下去，使得各银河系间的距离愈来愈远；要不就是宇宙会开始再度收缩。究竟会发生哪一种现象，要看宇宙有多重、多大而定，而这点天文学家目前还无法得知。但是如果宇宙重到使它开始收缩的程度，那么也许这种扩张、收缩又扩张的现象以前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结论显然应该是这样。但在这一点上，各家理论不同。也许宇宙的扩张现象只会发生这么一次，但是如果它永远不断扩张下去，则这个现象是从何处开始的问题就变得更加迫切了。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这次大爆炸显然就是创造过程开始的时刻。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说过：‘让世上有光吧!’。基督教的历史观是‘直线式的’。从基督教相信上帝创造万物的观点来看，宇宙应该是会继续扩张下去的。东方文化的历史观则是‘循环式的’，他们认为历史会不断重复。印度就有一个古老的理论，主张世界会不断开合，因此造成所谓的‘婆罗门日’(Brahman’sDay)和‘婆罗门夜’(Brahman’sNight)轮流交替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