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1页 中国经学史研究五十年

周予同将经学分为三大派：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宋学。他说：

这三派的不同，简明些说，就是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政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而其流弊为烦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P221－P222）


……周先生自己也指出，详密地说来，清代复兴的古文学与东汉原始的古文学有不同，清代复兴的今文学与西汉原始的今文学有不同，元明的宋学与北宋的宋学也有不同。(P222)

既然孔子问题是经学各派分歧的焦点，那么研究孔子的真相，显然是必要的。

为什么孔子问题总得不到完全解决呢？周先生认为：“简单的说，就是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着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组织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次的出现。”譬如说，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就表面上看，孔子的思想，到这时期，似乎大发展了。其实完全不然；因为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的一位假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周先生他很同意梁启超的说法：孔子渐渐的变为董仲舒、何休，渐渐的变为马融、郑玄，渐渐的变为韩愈、欧阳修，渐渐的变为程颐、朱熹，渐渐的变为陆九渊、王守仁，渐渐的变为顾炎武、戴震－－“这话颇能痛快地指斥中国数千年来学术冒牌失真的弊病。”（P223-P224）


周予同先生同样憎恶理学家高唱的“道统”观念，更其讨厌他们那套“存天理、灭人欲”的僧侣主义说教。（P232）


同“道统”说的传统见解相反，周先生认为朱熹和他的先驱者，对经学的基本态度不是继承，而是剧终；所谓宋学，其实是经学怀疑派之通名。怀疑经学所以成为一种时代思潮，在周先生看来，消极的原因有不满于训诂义疏考完思辨的道路，有不满于所谓纯文学的“玩物丧志”；积极的原因则有道家和方士的思想影响，但最有力的刺激和影响则来自于佛学，因而宋学可叫做“儒表佛里”之学。（P233）
……这些见解，似乎并不新鲜。清末皮锡瑞便已说过宋朝是“经学变古时代”，宋儒对汉儒说经多所怀疑；章太炎更曾指出理学开始于调和儒佛的愿望，到程朱形成宗派，特点就成为“里面也取佛法，外面却攻佛法”。但他们都还把理学看作儒家的宗派，周先生则以为这种儒佛混合的产物，已脱离了本来意义的儒家的轨道。

盖原始之儒家，留意于修齐治平之道，疲精于礼乐刑政之术；虽间有仁义中和之谈，要不越日常道德之际。及至宋代之理学，始进而讨究原理，求垂教之本原于心性，求心性之本原于宇宙。故儒家之特色为实践的、情意的、社会的、伦理的；而理学之特色则为玄想的、理智的、个人的、哲学的；二者殊不相同。

就是说，在宋朝学者那些枯燥乏味的儒家语言的背后，隐藏着对于传统的儒家学说的否定，思辨代替了信仰，理性冲击着感性，个性的存在被承认了，哲学的最高任务不再是对伦理道德的教条作神学的训释，就是说出现近代意义的哲学。（P233-P234）


正因为如此，周先生认为，如果说汉唐经学代表着“道统”的话，那么理学所起的作用，恰是对这种“道统”的破坏，使它失去了昔日头上笼罩的灵光。他从这里引出一个基本见解，一个同清朝以来流行的宋学批评相反的见解，那就是在中国经学史上，宋学比起汉学来，非但不粗陋，反而更少神味，更多具人味，因而宋学实有其特殊贡献。（P234）


……
由于宋学家最终没有跳出经学的框架，便给他们的经传研究带来其它的严重谬误。周先生认为，最大的错误在于他们删改经书以强证己说。（P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