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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慨然道：“对中共的某些领导人而言，他们没有昨天，所以也不需
要昨天。这样一来，从昨天延续到今天的许多伟大之物，如城墙、牌楼，自
然也就不屑一顾了。”



　母亲告诉我：首先得知死讯的，是梁漱溟和张申府。那日，父亲死在了
北京人民医院。母亲从白塔寺大街出来，走到西四的时候，便碰上了迎面走
来的梁、张二人。

我是在关押中接到父亡的电报，悲恸欲绝。一家骨肉，往往相守以死，
而我却不能。狱中十年，我曾一千遍地想：父亲凄苦而死，母亲悲苦无告。
有谁敢到我那屈死的父亲跟前，看上一眼？有谁敢对我那可怜的母亲，说上
几句哪怕是应酬的话？我遍寻于上上下下亲亲疏疏远远近近的亲朋友好，万
没有想到张伯驹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如今，我一万遍地问：张
氏夫妇在我父母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究竟占个什么位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
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看
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他怎么能和父亲的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
他怎能与父亲的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关照
与接济的人相比？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坠
逝，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
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

母亲的叙述，令我心潮难平。革命吞没人，尤其像中国的各种政治运动
和‘文革’，其吞没与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当然，知识分子往
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部分。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而他的硬度
则来自那优游态度、闲逸情调、仗义作风、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个性与独
立意志。他以此抗拒着革命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任各种潮汐的潮涨潮
落，张伯驹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过着他那份生活。张伯驹的一生
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物。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就是他的一颗心，一颗
充满人类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

　1980年冬季，一天的中午，正是机关下班食堂开饭的时候，我竟在单位
的二门口，看见了张伯驹。他已是龙钟老态，非往昔丰采。手持拐杖，缓缓
而行，身着宽大的丝棉衣裤，越发显得单薄。他老人家在这个时刻出现，我
估计肯定是院领导请包括他在内的院外学者，参加什么座谈会。一个清水衙
门请一群无官阶的文人开会，当然只有清谈，谈到肚饿为止。此刻，我觉得
自己当请他老人家吃顿饭。哪怕是去斜对面的小面馆，我俩各吃一碗晋阳刀
削面，也好。于是，我一边向张伯驹招手，一边朝他跑去。老人家好像没有
看见我，只顾使劲地拄着手杖，迳直奔向自己的目标。顺着他奔走的方向看
去，有个小伙子站立在大门口，扶着辆自行车。仔细辨认我才看出，那推车
等候的青年是他的小孙孙。小孙孙伸手接过张伯驹的拐杖，一把将他扶上自
行车的后架，叫他坐好，即蹁腿蹬车，驮着自己的爷爷，走了。我痴痴地立
在院中，研究院领导乘坐的小轿车，一辆辆从身边掠过。不知为什么，我心
里酸酸的。在张伯驹“发挥余热”的夕阳情调里，含着一点伤感，一缕悲凉
。
　　潘素又告诉我们：“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
‘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
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