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页 第一编 革命的心理因素 第一卷 第三章

迄今为止，科学还没有发现这样的魔戒，借助它的力量能够不通过纪律来挽救一个社会。当纪律已经内化为一种遗传因素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强力加以规则；但是，当原始的本能尽情宣泄，冲破由祖先费经年累月之功建成的种种屏障时，就只有靠一种严厉的专制才能重建秩序了。

作为上述断言的一个印证，我们可以举例最近在土耳其发生的一个与中国极为相似的实验为例。几年前，几个在欧洲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满怀爱国热忱，在一群军官的帮助下成功地推翻了苏丹的政权，尽管这一政权的专制程度是尚可忍受的。当时的土耳其还是个半文明半野蛮的国家，宗教仇恨和民族矛盾使这个国家四分五裂。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革命者们对规则的神奇力量像我们拉丁人一样虔诚，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建立起代议制政体来。

这一努力至今仍未取得任何重大成果，改革的发起者们不得不认识到，尽管自己信奉自由主义，但他们的统治方法却与苏丹政府所使用的方法并无二致。他们既不能阻止草率的处决，也不能阻止对基督教徒的大规模屠杀，他们甚至无法废除某种陋习。

因此而责备他们显然是不公正的，事实上，要想改变这样一个有着悠久而深厚传统的民族，他们又能做什么呢？在这个国家里，人们的宗教热情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伊斯兰教徒虽然只占少数，却可以根据他们的法典合法地统治其信仰的圣地；在这个国家里，民法与宗教法还没彻底分离，对古兰经的信仰还是其民族思维得以维系的唯一纽带，要阻止伊斯兰教成为它的国教，谈何容易？

要想打破这种状态是困难的，因此，我们必然会看到这样一种状态，专制体制打着立宪的旗号掩人耳目地再次登台亮相——也就是旧制度将卷土重来。诸如此类的尝试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民族除非首先改造它的精神，否则就无法选择自己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