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页 “五四”意义再思

五四是启蒙，但此启蒙是西式启蒙，在中国人的传统精神中一无根基。故此启蒙实质上是批判，而这批判又不同于马克思辩证法所揭示的生活世界自身的实践批判，而是西方近代唯理主义批判，即在现实生活之上悬一西方理想，拿它来批判和改造中国。批判固可触及灵魂，却未必能改造灵魂。“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马克思语）。存在依旧，意识当然也就难变。此存在非指物质存在，而指作为文化精神之载体的国民性和生存方式。
唯理论的批判总与生活世界之间隔一道鸿沟。自“五四”起的唯理论批判愈趋激进，被引进的西方学说，一旦在政治和社会学实践层面上失败，旋即再引新说。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屈不挠，一直往前，直至找到马克思主义。这是“五四精神”的最后成果，在此意义上，“五四”运动功莫大焉。
今人再思“五四”之意义，至少有两点是昭然若揭的：其一，“五四”在文化观念上确立了民主与科学的价值，将中国传统与现代化之张力推入了最深的文化精神层面，昭示了文化变革工作的不可避免性，同时也由其后的历程去证明这项文化工作的长期性与艰巨性，非可简单的凭迅即与之呼应的政治革命来毕其功于一役。其二，中西文化传统之冲突，不是由唯理论的批判所能解决的。这种批判只能在观念上否定传统，而成就不了再造本民族文化生命之宏业。历史实践证明，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之复兴，终究离不开在新境域中发生的对传统之“存在的呼应”。
从改革开放对实事求是精神的尊奉，便可见到中国近代批判之唯理性质的终结，也可见到“五四”批判精神之遗产在马克思的“实践批判”原理中的新生。马克思早在“德法年鉴时期”就这样写道“意识的改革只在于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使它从迷梦中惊醒过来”——这一点“五四”做到了；但是，“问题并不在于从思想上给过去和未来划下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恰是“五四”之偏激处。因为，我们不是“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今天正应当去领受马克思哲学所展示的境界，据此来再思“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