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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法律使法律不离家族观念，将法律与情感及纪律混淆，法家之法实为最方便的行政工具，但在其它方面则一无可取。

汉武帝时期，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的周到等等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48

汉代的朝臣不断以一种带着迷信与诗意的方式去贯彻他们的主张，强调良好的政府是基于伦理的和谐，甚至将天候与政治混为一谈。只是如此一来他们将专制皇权合理化了，使之比较温和，同时鼓舞百官的自信。他们因此觉得盈天地之道，都已在掌握之中。纵使天子之职位世袭，臣僚则以文笔见长，但因为彼此有了共通的认识，也能在行动中俨如一体。如此将宇宙观及政治学混为一谈，笼统称之为儒教，固然符合了某种目的，但其流弊则是一经摆布，今后两千年则难以摇撼之。诚然，它所遗下之影响时至今日犹未衰竭。49
儒家基本的教条为本身的控制，对人的揖让，可是最后的裁判权出自龙椅，则又倚靠当今天子的自持能力而定，当中互相矛盾之处足使超级政治家得有无限的机缘，进退之间，作攻防的决策。这也是中国政治史的中心主题。在这关头，李世民与武则天具有相同之处：他们都知道如何釆取主动，先下手为强。127

宋朝亘三百一十九年的奋斗，只证明了中国的南方虽富庶，仍不能在组织上做到整体化，因此敌不过以简单与粗枝大叶精神所组成的北方国家178

官僚阶级既将他们心目中的政府当作一种文化上的凝聚力作用，其目光又离不开小自耕农用精密耕作的方式去维持生计，自是不能欣赏现代经济的蓬勃力量。后者从不平衝的情形产生动力，而中国的官僚与缙绅阶级则预先制造一种平衡的局面，使各地区勉强凑合到一起，因此他们背世界潮流而行，与宋朝变法的人士立场相左，而整个地表现内向。215
全国的收支仍是由收税人和派用者零星地侧面交授，因此一切统计无从核实。中国不过是一个多数农村的大集团

保守的力量做主，中国就像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精华或是施政方针或是科举考试的要点，无非都是一种人身上的道德标准，以符合农村里以亿万计的小自耕农的简单一致。以这道德标准辅助刑法，中国缺乏结构上的实力足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255

国家体制最大功用是将千万的农村纠结在一起。意识形态较科技优先，文化上的影响比经济更重要，各级官僚的消极性比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还要被重视。甚至边境上的武装冲突也不足改变这作风。

一个国家之现代化，主要是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因之公众事物之分工合作也和私人生活之分工合作异途而同归，所增加之效率，使这国家功能提高。所产生的机动能力与品格无关284

"百日维新＂如传统以意志力事，并且引用了真理由上至下的原则。这种办法相信一项工作由皇帝诏令宣布，即等于实际工作已经完成287

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种世袭的武职人员，他们在技术上的教养不深，也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他们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成了这永久组织的磐石。这样的安排不斤斤计较技术上之进步，只图赢得社会的安定，因之构成了全国的均匀一致，使帝国无可动摇。如果将这些支援的力量消除，则全国的组织也将立即垮台

中国庞大而又不能按技能分科的文官组织在皇权仲裁之下能发生功效，限于这个国家保持内向而不带竞争性。在那种情形下，凡公众的事物可能产生公意，天子的权能也可以在举行各种仪节的庄严大度之中执行。下面庞大且不因为南北水旱地域而剧烈差别的农民，能在各行政区域范围内驯善而各安本分，可以视作良民。这也不是法制或非制，而是文教与纪律

现代体制需要所有因素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旧式的组织不以中央为各部分总和之代表，反倒以一种道德上的力量自居，将各部牵扯出来，也将它们的力量视作彼此相等而互相抵消

即是疯狂的人也不敢预言，仅要在中国全面实施以货币管制的方式，即先要经过蒋介石五次对红军的围剿，中共的突围长征，西安事变，八年抗战，接着又有四年内战，更还有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十年

实际上，资本主义能够施行无阻，无非一种以货币管理的安排。由以下三个条件做起：信用广泛的展开，经理不受人身关系限制和服务性质的事业全般活用
中国的当代史可以简明地条列：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亻新的低层机构，并将之突出于蒋之高层机构之前。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

蒋介石可以被认为首先给中国制造了一个原始型的统一政府。这政府纵有各色各样不是，它终究主持了自卫，且在图生存的关头里获得百余年来在国际战争中的第一次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