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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但与此同时，在十五年乃至更久的时间里，我也以另外一种很不一样的方式进行文学训练：即编写关于自己的连载“故事”，那是一种仅仅存在于自己脑子里的日记，我相信这是小孩子和青少年都会有的习惯。很小时，我经常幻想自己是比如说罗宾汉这样的人，幻想自己是从事令人心惊胆战冒险活动的英雄。但是很快，我的“故事”不再有拙劣的自恋性质，开始越来越多变成单纯对自己所作所为及所见的描写。一次几分钟地，会有诸如此类的东西进入我的脑海：“他推门进入房间，一束经过细棉布窗帘过滤过得黄色太阳光斜照在桌子上，那里放了一盒半打开的火柴，旁边是墨水壶。他右手插在口袋里走到窗前。下面的街上，一只毛色是龟背纹的猫正在追赶一片落叶。”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我二十五岁左右，贯穿了我的非文学生涯。
——序，乔治·奥威尔《1984》

二
“我只是喜欢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处事方式。在我们参加的这场比赛中，我们无法取胜。以某些方式失败比以别的方式失败要好一些，如此而已。”

三
塞姆身上有点隐隐约约不对劲的地方，他缺少某种东西：谨慎，超脱，一种藏拙的能力。不能说他不正统，他信仰英社的原则，对老大哥怀有崇敬之心，听到打胜仗就欢欣鼓舞，痛恨异端分子，不仅是真心实意，而且有种不可遏制的热情，消息也颇灵通，为一般D员所不及。但他隐隐约约有种不可信任的样子，有些最好不说的话他会说出来，读书读得太多，经常光顾栗树咖啡馆，那是画家和音乐家出没的地方。那里不知为何，是个不祥之地。那些名誉扫地的D的前领导人被清洗前，经常在那里相聚。

四
有史以来，很肯能自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界上一直存在三种人：上等人、中等人和下等人。他们以很多方式再往下细分，有过无数不同的名称，他们的相对数量以及相互态度都因时代而异，然而社会的基本结构却从未改变。即使经过翻天覆地和似乎不可逆转的变化之后，同样的格局总是重新得以奠定，就像无论往哪个方向推得再远，陀螺仪都会恢复平衡一样。
这三个阶层的目标永远不可调和……

五
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只需要工作很短的时间，能够填饱肚子，能够住在一幢有厕所、有冰箱的房屋里，而且拥有一辆汽车甚或一架飞机，最明显和也许是最重要的不平等将不复存在。如果这成为全面现象，那么财富就不会带来差别。无疑可以想象有这么一个社会，私人财产和奢侈品意义上的财富是平均分配的，而权力仍然把持在享受特权的少数人手里，但事实上，这种社会不可能保持长期稳定。如果所有人都能享受悠闲自在、高枕无忧的生活，绝大多数人都将学会识文断字和独立思考，他们学会这些后，早晚会意识到享受特权的少数人是尸位素餐者，就会将之扫除。长远而言。等级社会只有建立在贫穷和无知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存在。回到农业社会，实际上不可行，它跟机械化趋势相矛盾，而机械化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差不多类似一种本能。再者，任何国家如果一直保持工业落后状态，那么在军事上都会过于软弱，肯定会直接或间接受制于更先进的对手国家。
通过控制物品产量来让广大人民保持贫穷状态，也不是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约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四〇年之间，很大程度上采用的就是这种办法。许多国家的经济因此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土地抛荒，不再增添资本设备，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工作，靠Z慈善行为才得以苟延残喘。然而也会导致军事上的弱势，因为它造成的贫困显然并非必需，使得反抗不可避免。问题是怎样让工业的车轮继续转动，而又不增加世界上的财富。必须生产出货物来，却又必须不去将之分配。实践中，只能通过不断地战争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六
他们以为不是世袭的，便不会是永远的，然而他们不明白寡头政治的连贯性并不需要在实际意义上世袭，也未能想一想世袭贵族统治总是短命的，而像天主教会这样具有吸纳性的机构，有时会维持几百到几千年。寡头统治的要旨不是父传子、子传孙，而是坚持死者加诸生者的某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只要它能指派自己的后继者，统治集团就永远会是统治集团。D所关心的不是血统上的永存，而是自身的不朽。只要等级化结构永远保持不变，至于是谁掌握权力并非重要。

七
如果有希望，它一定是在群众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那些被漠视的大批人身上，在占大洋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身上，才有可能产生将D摧毁的力量。D无法从内部推翻，其敌人无法走到一起并相互确认……反抗意味着一个眼神、声音里的一点变化，至多会是偶尔的一句传闻而已。然而如果群众能意识到自身的力量，他们不需要密谋，而只需奋力而起，像马摆脱苍蝇那样抖动身躯。愿意的话，他们明天早上就能把D粉碎。或早或晚，他们肯定会想到去做那件事，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