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

1896-1911年是译书的高峰，共有九百五十六本书被译成汉文，1912-1937年则有一千七百五十九种；相比之下，在1896-1911年间，日本从汉文迻译过去的书只有十六本而已。这是一个近乎讽刺的悬殊比例。在这个时期，日本译介全世界各种语文著作的工作中，中文书籍所占的分量也急遽下降。在一份根据《明治文献目录》（1932）所做的分析中发现，它所列的一千四百七十二本从各种语言翻译过来的书籍中，只有三本是由中文翻译过来的。
新的词汇、新的概念工具，使得人们在理解及诠释他们的经验世界时，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想了解这一批从日本引入的词汇对后来中国的影响，那就得想像这批“概念工具”如果不曾在那个时代存在过，人们到底会这样构思为文。
这些新名词与新概念，成为人们日常语言中的一部分，逐渐改变了旧的思考范畴，而在许许多多方面造成了深微的变化。譬如“国家”、“国民”、“社会”等概念，在经过日本人之手而后反馈中国之后，几乎重新规范了中国人对于社会、政治的看法，也广泛影响学术研究。譬如当时人便因为这几个新的概念工具而开始反省传统史学究竟是不是“国家”、“国民”、“社会”的历史。如果不是，旧史学能不能被成为史学，中国究竟“有史”还是“无史”？其他像“哲学”、“宗教”、“主义”、“传统”等新名词的输入，也一无例外地造成相关范围内深刻而微妙的改变。

梁氏显然时时摆荡于中国的旧词及日本的新词间，譬如他在这里便犹豫究竟要用旧词“平准”还是新词“经济”，后来还是“经济”占了上风。又如他写：“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着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29最后，当然也是“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压倒了“资生学”、“智学”、“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