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中国语境下的网络公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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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私领域与中国社会 1. 近现代中国私域与公域的分化
极权主义否定隐私权,在这样的全盘控制下,一切事物都是“公共性的”,市民社会完全缺席。 邹谠: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国家政治权力框架全能主义(totalism)的。 中国公私领域分化的两个障碍:市场作用过大;政府对公共空间的控制过严。 阿伦特攻击的两个目标——极权主义(奥威尔,公域吞噬私域),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赫胥黎,私域吞噬公域)。 2. “伟大让位于魅力”
“生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he truth) 不再告诉党国当局如何行事,而是在社会上下大功夫。 后极权主义的文化仍然渗透和统治着中国社会。“公开的谎言”“私下的真实”。后极权主义劝说人们把大众文化中的消费自由和权利当做政治生活中的公民自由和权利。
3. 建设中国的公共领域 中国政治资源的不平等是积累性的。 孙立平:“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 怎么破?一是争取市民权利以及市民社会活动的独立自主,二是反对商品生产和消费对公共生活的侵蚀。
互联网能改变这一切吗? 二. 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背景 网络为广大的对现实政治不感兴趣的人群提供了某种精神鸦片。中国的大众媒体的“四不变”原则,自由表达有障碍。 三. 网络“舆论场”的兴起 2003年,“网络舆论年” 孙志刚事件 刘涌案 黄静案 SARS 民意发泄的新渠道,新媒体的非理性,网络活动的政治意义 网络媒体:事件的晴雨表,审查制度下的新策略,打破地理界限,推动社会公正 四. 博客在中国 两类博客:“愤青”博客与“小资”博客 话语权力由集中走向泛化和分散 五. 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管制 虽然对互联网的管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政府始终很傻很天真地相信,通过严厉的管制规范和“占领网络阵地”的预先因应,它可以创造一个信息得到“净化”的网络环境。 “稳定压倒一切,责任重于泰山” 当局对当前社会中存在的种种不满和积怨的危机感之强烈,也意味着一种严重的政治焦虑。 由于传统媒体作为独立的政府制衡机构的概念在中国并不存在,互联网潜在的政治意义变得十分突出。对网络表达的限制,应该明显低于传统媒体的限制。 CDA法案的争议
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的两难,它不是“公共运营”类媒体(如电话,电报,邮局),而是公共交流平台,但比起传统媒体平台,它的监管成本又太高。 至少从现阶段来看,中国的互联网监管法律带给人们的只能是担心和恐惧,这会阻碍人们公开自己的想法,意见和观点,从而导致公共论坛的形同虚设和公共讨论意义的尽失。 六. 互联网改变中国?
1. 分权,匿名和灵活的互联网促进了信息传播的民主化。 2. 互联网创造了公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 3. 对于集会与结社自由匮乏的中国,互联网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 障碍: 1. 政府仍然保持一套世界上最精密的网络控制体系并执行严厉的网络监控政策 2. 互联网在全国的普及率仍然较低。 3. 中国社会仍然缺乏良好的公民文化。 这些障碍使得互联网不可能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活。 通过非正式团体和个人利用互联网创建自主社区,促进政治参与的方式,互联网帮助创造了社会资本,从而促进市民社会成长,催化中国迫切需要的民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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