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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很多觀察家來說，六十年代最重要的遺產是在政治機構和立法之外。有人看重的是性解放、迷幻藥和搖滾樂所構成的醉生夢死的文化；另一些人則懷念由學潮和道德譴責構成的群眾運動，其抗議的目標起初是核戰爭的威脅和南方的種族歧視，後來是不斷升級的越南戰爭。。。。
在保守派看來，六十年代使美國失去了道德方向：愛國主義削弱，核心家庭瓦解，公共文化充斥淫穢和暴力，毒品和犯罪日益失控，父親、教師、教士和國家的權威不斷降低，公共秩序和個人紀律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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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的激進分子）他們自己就是在戰後的繁榮中被慣壞的孩子，這包括他們不屑一顧的中產階級郊區生活，他們拒絕接受的技術，冷戰思維中的道德絕對主義，與母乳一起進入他們體內的核焦慮，應有盡有的消費社會，以及他們對飢渴滿足的要求。
他們以為他們摒棄了父母的價值觀，其實他們不過是給這些價值觀變了個調。戰後的繁榮給了他們自由，使他們能抗議、撒野、退學，而不必擔心找不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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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的年輕人不僅繼承了父輩的經濟繁榮，而且繼承了他們的樂觀和理想主義。他們的父輩經歷了大蕭條，繼而形成了獨特的社會意識和經濟焦慮；後來，他們又經歷了戰爭，繼而確定了堅定的人生目標和是非觀念。他們在1945年后看到的繁榮是對多年奮鬥的物質回報，而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再重複他們的經歷。。。。故而年輕的特權一代開始萌動道德反思，要把自己享有的特權分給比他們不幸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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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后，年輕人更關心如何在一個弱肉強食的經濟環境中就業和生存，逐漸喪失了對精神冒險的熱情，儘管他們享有人們在六十年代為她們爭得的種種新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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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文化生活最顯著的特徵是政治上的好鬥與文化上的狂放不羈之間、三十年代與二十年代之間的結合，而這種結合畢竟是與馬克思和弗洛伊德在理論上的種種早期的聯合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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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如此眾多的不滿現狀者並非為貧困所迫，相反，他們是富裕和教育的產物。他們的前輩——五十年代的青年一代——爲了取勝而拼力比賽，可是他們卻在向比賽規則挑戰，或者乾脆拒絕比賽。五十年代的知識份子集中在幾個城市和幾所大學里，他們是一批高度自覺的社會精華，鄙視大眾社會和粗俗的二流文化。但是米爾斯曾經認定是變革動力的“青年知識份子”卻是一群散佈在成千個學院和捨去、鄉村和城市中的烏合之眾；他們的文化對音樂、電影和毒品的崇拜超過了書籍，不過他們也採納了一些書，因為這些書為他們的不滿提供了合理的依據和結構，并且幫助他們明確表達一套新的價值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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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精神是新古典式的、拘泥于形式的；六十年代則是表現主義的、浪漫的和自由式的。搖滾樂是六十年代的有組織宗教——不僅是音樂和語言，而且也是舞蹈、性和毒品的樞紐，所有這一切集合而成一種獨一無二的自我表現和精神旅行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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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正好在林登 约翰逊开始轰炸北越和在南越實行戰爭升級的同時，狄倫開始使用電聲樂器。狄倫作品中日益增長的暴力和強度反映了在價值觀念上從“真誠sincerity”向真實性authenticy的轉變。民間音樂時期有一種幻覺：只要有一個好的社會，我們天生的美德就能發揚光大。因此，農村生活和一個由銷售工業者組成的前工業化的社會就被理想化了。
另一方面，搖滾樂則是咄咄逼人的都市音樂。它不僅利用技術并認為現代性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前提，而且欣然接受城市生活中超凡的活力和扮演各種角色的自由。如果真誠的理想接受自我，而把社會看成一種手段、一個先決條件，那麼，對真實性的追求則認為自我是可疑的，但有時一個充滿可能性的廣闊領域。真實的人力圖變成他自己，而不是僅僅作為他自己：自我必須被床在或被奪取，而不是被簡單地發掘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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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倫深深扎根于民間音樂，就像滾石音樂深深扎根于黑人悲歌，披頭士樂隊深深扎根于五十年代的美國搖擺舞曲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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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倫的作品發源於我們在猶太小說主人公或伍迪艾倫之類自輕自賤的猶太喜劇演員身上所見到的那種眾所周知的不安全感。但是滾石樂隊的孤芳自賞和鋒芒畢露所表現的並不是戒備和原始的不安全感，而是街頭頑童和青年流氓隨心所欲的暴力。榮獲帝國勳章的披頭四樂隊是一群來自利物浦的街頭頑童，但他們喜歡打扮成審視；他們最初是作為滿不在乎的“普羅”暴發戶出的名，但是他們的後期歌曲只能說是雅致的，甚至他們在回憶“便士小巷”時也不例外。與此同時，二十來歲的滾石樂隊卻自願充當被披頭四拋在身後的街頭頑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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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六十年代的一部份是伊甸園和烏托邦式的，披頭四就是其頑皮的化身。歐文 豪把這叫作“隨心所欲的心理”，并斷言它威脅了文化的價值。但是到頭來，這些信仰者們只不過威脅了他們自己。披頭四唱道，“一切都是騙局”，但是警棍和痛苦的幻覺卻構成了確鑿的事實，專門駁斥對人類及其社會可臻完善的過分信仰。尼克森則是另一個嚴重的威脅，而當經濟開始不景氣，並且我們的心理空間也隨之收縮時，我們就能看到，六十年代文化的絢麗色彩在多大程度上是塗抹在一種人們不屑一顧的富裕、一種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經濟繁榮這個一碰就破的氣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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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三個大體上相互獨立的階段：肯尼迪和約翰遜年代初生的、充滿希望的時期，在此時期內，誕生了新左派，並且藝術實驗有所發展，但是不久后越南戰爭開始升級；從1965年至1968年的高潮時期，在此時期內，反戰運動發展壯大，“異議”逐漸變成“抵抗”，大學中出現了直接行動戰術，年輕的頹廢分子中掀起了吸毒和群居熱，許多穩定和保守的社會機構中出現了一批改革的支持者；最後即是我所謂的氣象員階段，在此時期中，第二階段往往不顯示的希望的破滅和繼續激進化的需要不僅在政治和大學中，而且在藝術中導致了一種遊擊戰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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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老左派是邊沁式的和唯物主義的，那麼新左派幾乎為“生活的質量”而著魔。如果老左派懷疑感情和個性，而要求維護組織的紀律，那麼新左派則幾乎是無政府主義的，這表現在它醉心于個人表現，肆無忌憚地選擇目的和手段，以及它的道德狂熱和烏托邦主義。新左派的目的不是佔有生產資料，而是改變人與人的關係的性質。就此意義而言，它的根源是文學性的，而非政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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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是一架為社會生產齒輪的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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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的文化對我們許多人的生活產生了一種解放性的影響，然而，我們雖然需要保持自由，但並不需要被永遠解放。大學使我擺脫了一種固守清規戒律的宗教傳統，同樣，六十年代不僅使我擺脫了肉體的抑制，而且擺脫了某些較富壓制性的學術研究渠道。但是我們一旦獲得解放，就必須學會用我們的自由從頭開始有所建樹，學會最大限度地發揮我們所具有的一切才能。有時，這需要服從紀律，甚至需要進行一種降低期望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