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页 论再生缘

此版全文共107页，86-106页为《论再生缘校补记》，106-107有一添补加后序，其中一句，广为传诵：
噫！所南心史，固非吴井之藏。孙盛阳秋，同是辽东之本。点佛弟之额粉，久已先干、襄王娘之脚条，长则更臭。知我罪我，请俟来世，

按：宋郑所南著《心史》，明末时於吴中旧井中被发现，晋人著史，因避讳而名为《阳秋》。陈先生又有：“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一诗，用意颇深。网上寻得一文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02690/discussion/40438325/，或可备考。

另再转载南方周末一文於此：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http://www.infzm.com/content/16461/1）

“出版无日”是指《论〈再生缘〉》
前引中华书局所藏档案，在讨论陈寅恪论文集的出版过程中，陈寅恪所著《论〈再生缘〉》一书，一直为北京方面所关注。

1954年，《论再生缘》定稿后，陈寅恪油印若干册，并交存学校数册。不料，余英时在香港《人生》杂志1958年12月号上发表《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一文，推断《论再生缘》“实是写‘兴亡遗恨’为主旨，个人感怀身世，犹其次焉者矣！”第二年，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了《论再生缘》，在海外轰传一时，议论纷纭。1960年消息传到内地，引起广东和北京方面关注。

广东中山大学领导得到了一本香港出版的《论再生缘》，追查书稿如何流出境外，凡接触过书稿的人都在审查之列。这却难为不知原委的陈先生，回想1956年8月间，章士钊经广州赴香港，专程来访，曾将油印本《论再生缘》相赠。陈夫人唐晓莹向校方反映，可能是章士钊带到香港。以章士钊的名位和声望，此事不了了之。但香港友联出版社究竟如何得到《论再生缘》的稿本，还是一个谜。直到20年后，余英时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谈到他于1958年秋在美国麻省剑桥发现《论再生缘》油印本，交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这才揭开了谜底。

而在北京，由于杨荣国来京的介绍，也引起了金灿然的注意。在前引1960年8月22日金致齐燕铭的信中专门提到，“陈的这部书我们已向香港方面去要了，要来后再给您送去。”大约在1960年11月至12月初，北京方面得到了港版《论〈再生缘〉》。12月“初旬”，经金灿然介绍，郭沫若看了陈寅恪著《论〈再生缘〉》（《郭沫若年谱》，下，262页），由此引发了郭沫若对此书的兴趣。自1961年1月至1962年1月，郭沫若反复通读4遍，得见3种版本，发表9篇文章，两次拜访陈寅恪，并成就一副流传至今的对联:“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学术佳话。上述内容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陈述甚详。

郭沫若何以对《再生缘》兴趣盎然？他自己的陈述是：读到陈寅恪《论〈再生缘〉》的排印本，对“陈寅恪的高度的评价”《再生缘》感到“高度的惊讶”，便“以补课的心情”来阅读，并想“检验一下：陈教授的评价究竟是否正确”。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与郭沫若有过交往的陈明远，在谈及此事时说，1961年郭沫若在研究《再生缘》之前，曾与康生交换过意见，隐约揭示出郭突然对《论再生缘》产生兴趣的深层背景。(陈明远：《我与郭沫若、田汉的忘年交》)。如果陈明远所言不虚，则郭沫若的研究实是负有使命。

这个使命是什么？虽然没有档案材料佐证，但我们可以做合理的推测：

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管理体制，海外学者对内地学者的作品如有涉及到政治层面上的非议，一般说来，内地都会有文章作答。而这作答的文章，虽然是个人署名，但大致都有官方背景。陈寅恪《论〈再生缘〉》既已在香港出版，余英时以此作了文章，自然会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杨荣国和中华书局（金灿然？）谈，金灿然要向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汇报，并把找来的港版送郭沫若；而郭沫若则就此事和康生交换意见。这一系列的酝酿后，由郭沫若以学者身份出面赞赏陈寅恪的研究，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实际上是对余英时以此做文章的回应。否则，我们很难解释郭沫若会在一年之内排炮般地发表文章，因为如果是单纯的学术研究的话，以郭沫若职务众多、杂务缠身的情况看，恐怕是很难把精力集中于此的。

从另一方面看，余英时在文章中认为，陈的这本书在内地无法出版。在内地方面看来，这是政治上的攻击。如果能出版陈的这部著作，实是对这种攻击最好的回答。杨荣国向中华书局谈这本书，金灿然派人找这本书，并送给郭沫若，当然是想看看能否出版这本书。

前引杨荣国1960年12月21日函可为上述推测佐证：函云：“至于著作出版问题，中央同意，则由贵局和陈进行商酌如何？（关于渠之论文在整理中）。”所谈的实际上是两本书的出版。如果中华书局出版陈的论文集，想来并不需要“中央同意”，这里所说的“著作出版问题”，只能是已经惊动齐燕铭、郭沫若、康生等中央领导人的《论〈再生缘〉》了。

后来的事实表明，中华书局的确直接与陈“进行商酌”。1961年5月上旬，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到广州参加学术会议，顺便拜访了陈寅恪，提出请将《论〈再生缘〉》一稿修改后交中华书局出版（《陈寅恪最后二十年》320页）。后来出于某种考虑，陈寅恪的书转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前引的“中华书局1962年编辑发稿计划（初稿）”中，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原也列入其中，但因其已列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而被勾掉了。而与此同时，郭沫若应中华书局之约，开始编辑《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的校样。也就是说，陈寅恪和郭沫若的书要同时出。因此，《论〈再生缘〉》就是陈寅恪惟一一本交付出版社等待出版的书。

然而，事情并未如人愿。两人的书都没有获得出版，而这同样是来自于中央领导的看法。

有论者注意到这一事实，却把陈寅恪书不能出版怪罪于康生的狭隘，认为康生要见陈寅恪，陈未见，康一气之下把陈的新著《论〈再生缘〉》“枪毙了”。虽然康生的确批过《再生缘》，但此说也碍难讲通：如果事实真是如此的话，那郭沫若的书还是可以出版的。

关于康生批过《再生缘》，当年中宣部干部黎之有回忆：有一次（那正是郭沫若与陈寅恪讨论《再生缘》作者陈端生的时候），周扬正在教育楼主持部分文艺领导人会议。康生突然进来，站着说：那个“孟丽君”（《再生缘》中的主人公）可不能再宣传了，那里面讲打高丽，朝鲜方面有意见。他讲完转身走了（黎之：《回忆与思考——从一月三日会议到六月批示》，《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3期）。

事实上，不仅是康生，周恩来也为此表过态。据当年在《光明日报》工作的穆欣回忆：1962年初，周恩来总理曾经让人给他打招呼，不要再在报纸上讨论《再生缘》，以免由此伤害中朝友谊，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郭沫若后来未再就此续写文章，从此在报纸上停止了这场讨论。（穆欣：《郭沫若考证〈再生缘〉》，《世纪》2006年第5期）

由此看来，陈和郭的书无法出版，关键的问题是因为《再生缘》中宣扬元朝皇帝“征讨朝鲜”的战事,“朝鲜方面有意见”，与康生的狭隘无关。

居住岭南的陈寅恪感受到这一事实，却不知背后的真相，故而才有1962年初春与胡乔木的那段对话。盖彼时，胡乔木尚在休养中，也不解其堂奥，故才有“出版有期，盖棺尚远”的许诺。

迁延至1964年冬，大概陈寅恪也明白了《论〈再生缘〉》的命运，只好为已经“写定之《论〈再生缘〉校补记》作序”。序中有云：“噫！所南心史，固非吴井之藏。孙盛阳秋，同是辽东之本。点佛弟之额粉，久已先干。裹王娘之脚条，长则更臭。知我罪我，请俟来世。”

以“吴井之藏”、“孙盛阳秋”之典，表达对此书不能出版的遗憾之情。而“点佛弟之额粉，久已先干”一语，典出《杂宝藏语》，盖暗喻1962年胡乔木来访时作过“出版有期，盖棺尚远”的承诺，有心无力，亦不能兑现；而自己所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竟成谶语，惟“怅望千秋泪湿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