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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恰恰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他们今天做什么事情明天就要在小说里面表现出来。
我觉得他们太快地把经验变成文字，你看和老师吵两句嘴就写下来，喝点东西也写下来，太快地就变成文字，没有经过创造。
和海明威同时代那个女作家，斯坦因吧，她说过一句话，后来我一直用这句话来理解我妈妈这一代人：个人主义是人性，共产主义是人类的精神。
反叛肯定是处在一个需要挣脱的状态，这东西把你束缚住了，所以你要挣脱一下。可是现在，百无禁忌，在这样放纵的状态中，还有什么需要反叛，反叛还有什么革命的意义？现在，反叛是剩下一个姿态了，现在的人都是形式主义。
我们这个时代确实变得——有很多的理由为人开脱了，有很多理由变通。
你现在跟他们讲人应该是崇高的，谁来听你的啊？大家都不愿意听，因为马上就能和我们刚刚经历过的之前的时代里边教条主义人性认识挂起钩。所以说中国现在很多事情很讲不清楚。
我是特别喜欢生活的质感的，爱情这样的东西特别容易有假象，罗曼蒂克的假象，因而失去生活的质感，所以我觉得写爱情很危险的，写不好就变成了风花雪月。
上次我在某一个报刊上看到，有一个水利专家分析安徽的河流，淮河，我觉得他讲的每一点都和我看到的事实是一样的，当时我就特别懊恼，我如果是多点心情去看看周围的我的地理环境，那我会掌握这么多的东西。
年轻的时候喜欢滥情的东西么，中国的文化不滥情的，都比较收敛的，就像你刚才谈的爱情两个字，中国文化不大谈爱情，中国文化讲仁义的。
那一年她到上海来看眼睛，我搞了两张《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芭蕾舞票，但是那个时候宗璞几乎没有什么视力了，可是她依然非常享受。我说你看不见了，坐在那里会不会觉得寂寞啊？她说不会，我听音乐啊！
那时候王尔德关在监狱里面，给他轻浮的小对象道格拉斯写信，里面有一句话是对的：爱是需要想象力的。


今天看来是大众发声的时代，可有价值的声音越来越少，这是谈话录这种的体裁或书还能继续存在的重要理由。王安忆这样的人，没发想象她泡在网络上每天和大家对话，其实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对话。

《谈话录》大量内容是谈其他作家和自己的创作，不过其间偶尔流露出作家的生活意见很有趣的，不少说法让当年的我豁然无比。

我看过她讲具体的文学作品，比如《悲惨世界》，《复活》以及阿加莎的小说，讲得扎实，有料，有质感。木心的文学史洋洋洒洒，观点生猛，但是比较虚。特别的，我们不喜欢他拿很多个作家排队，一人给一句点评，尽是现成话，等于没有说。王安忆比较不说现成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