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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间接因素具有普遍性，可以看出，它们是群体一切信念和意见的基础。这些因素就是种族、传统、时代、各种典章制度和教育。种族的因素必须被列在第一位，因为它本身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因素。传统代表着过去的观念、欲望和感情。它们是种族综合作用的产物，支配着人们的是传统，当他们形成群体时，就更是如此。自有人类以来，它便一直有着两大关切，一是建立某种传统结构，二是当有益的成果已变得破败不堪时，人类社会便努力摧毁这种传统。没有传统，文明是不可能的；没有对这些传统的破坏，进步也是不可能的。困难——这是个极严重的困难——在于如何在稳定与求变之间取得平衡。因此，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理想的状态是保留过去的制度，只用不易察觉的方式一点一滴地加以改进。这个理想不易实现。时间对于社会问题就像对生物学问题一样，是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它是惟一的真正创造者，也是惟一的伟大毁灭者。它引起一切信仰的诞生、成长和死亡。如果有人掌握了随意改变时间的魔法，他便具有了信徒赋予上帝的权力。因此，时间是我们最可靠的主人，为了看到一切事物有何变化，应当让它自由地发挥作用。这些等待的时期是极为动荡的。
制度能够改正社会的弊端，国家的进步是改进制度与统治带来的结果，社会变革可以用各种命令来实现。一个民族并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像它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制度和政府都是种族的产物，它们并不是某个时代的创造者，而是由这个时代所创造。对各民族的统治，不是根据他们一时的奇思怪想，而是他们的性质决定了他们要被统治。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改造它也同样如此。各种制度并没有固有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在特定的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
一个民族并没有真正改变其各种制度的能力，必要性和时间承担着完善宪政的责任，影响来自必要性，而不是来自思辨式的推理。从来不考虑是否严谨对称，更多地是考虑它是否方便实用；从来不单纯以不一致为理由去消除不一致；除非感到有所不满，绝对不加以变革；除非能够消除这种不满，绝对不进行革新；除了针对具体情况必须提供的条款之外，绝对不制定任何范围更大的条款——这些原则，从约翰国王的时代直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一直支配着我们250年的议会，使它变得从容不迫。要想说明各民族的法律和各项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表达着每个种族的需要，没有必要对其进行粗暴的变革，而要对它们逐一进行审查。
从以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深刻影响群体禀性的手段，不能到制度中去寻找。并不是制度以这种方式产生了反作用，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成功或失败，它们本身并没有以这种方式产生反作用，因为它们本身并不具有那样的能力。影响群众头脑的是各种幻想和词语，尤其是词语，它们的强大一如它们的荒诞。
在当前这个时代的主要观念中，首当其冲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教育能够使人大大改变，它会万无一失地改造他们，甚至能够把他们变成平等的人。这种主张被不断地重复，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让它最终成为最牢固的民主信条。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就像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一样，民主观念与心理学和经验的结论有着深刻的差异。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许多杰出哲学家，已经毫不费力地证明，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他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他天生的热情，而且有时——只要进行不良引导即可——害处远大于好处。统计学家已经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佐证。
这种制度——它可能很适合拉丁民族的禀性——的主要危险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以根本错误的心理学观点为基础，认为智力是通过一心学好教科书来提高的。由于接受了这种观点，人们便尽可能强化许多手册中的知识。从小学直到离开大学，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背书本，他的判断力和个人主动性从来派不上用场。受教育对于他来说就是背书和服从。“这种教育的惟一结果，就是贬低自我，让我们变得无能。”这种制度的危险要比这严重得多，它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极想逃之夭夭。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而大多数地位卑贱的中产阶级，除了吃国家职员这碗饭以外，不想让他们的儿子从事任何别的职业。法国的学校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是只打算让他们从事政府的职业，在这个行当上取得成功，无需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现出哪怕一点个人的主动性。这种制度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忿忿不平，随时都想起来造反。在最高层，它培养出一群轻浮的资产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视同天道，却又时时不忘对它表示敌意，总是把自己的过错推给政府，离开了当局的干涉，他们便一事无成。
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于是只好让另一些人无事可做。因此，它只能把饭碗留给先来的，剩下的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国家的敌人。可以说，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条件是判断力，是经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这些素质都不是书本能够带来的。教科书和字典可以是有用的参考工具，但长久把它们放在脑子里却没有任何用处。
观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要促进观念的培养，需要年轻人每天从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获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亲眼看到各种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与顾客、工作者和劳动者在一起，不管他们干得是好是坏，也不管他们是赚是赔。采用这种方式，他们才能对那些从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中得到的各种细节，有些微不足道的理解。学习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这些细节，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渐成形，并且或迟或早会产生出一些提示，让他们着手新的组合、简化、创意、改进或发明。
在规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一个答辩团，在连续两小时的时间里，怀着对科学家团体，即一切人类知识的活清单的敬畏，他们要做到正确——对这种事所抱的期望实在太过分了。在那一天的那两个小时里，他们也许正确或接近正确，但用不了一个月，他们便不再是这样。他们不可能再通过考试。他们脑子里那些过多的、过于沉重的所学不断流失，且没有新东西补充进去。他们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们继续成长的能力枯竭了，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人出现了，然而他也是个筋疲力尽的人。他成家立业，落入生活的俗套，而只要落入这种俗套，他就会把自己封闭在狭隘的职业中，工作也许还算本份，但仅此而已。这就是平庸的生活，收益和风险不成比例的生活。而在1789年以前，法国就像英国或美国一样，采用却是相反的办法，由此得到的结果并无不同，甚至更好。
每个人都能达到他的智力允许他达到的水平。如果他没有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他可以成为工人或领班，如果天资不俗，他便会成为工程师。
群体就像古代神话中的斯芬克司，必须对它的心理学问题给出一个答案，不然我们就会被它毁掉。
词语的威力与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例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一大堆专著也不足以确定它们的所指。然而这区区几个词语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抱负及其实现的希望，全被它们集于一身。
说理与论证战胜不了一些词语和套话。它们是和群体一起隆重上市的。只要一听到它们，人人都会肃然起敬，俯首而立。许多人把它们当做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人们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象，也正是它们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它们是藏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只能诚惶诚恐地来到它们面前。
空话的主要作用是让使用者免去思考的义务。用我们年轻时学到的少量套话和常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我们便拥有了应付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再也不必对任何事情进行思考。
只要研究一下某种特定的语言，就会发现它所包含的词语在时代变迁中变化得极慢，而这些词语所唤起的形象，或人们赋予它们的含义，却不停地发生着变化。因此我在另一本书中得出结论说，准确地翻译一种语言，尤其那些死亡的语言，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不过是在用现代生活赋予我们的一些形象和观念代替另一些不同的形象和观念，它们是存在于古代一些种族的头脑中的产物，这些人的生活状况与我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可见，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对流行用语，或至少对再没有人感兴趣、民众已经不能容忍其旧名称的事物保持警觉。名称的威力如此强大，如果选择得当，它足以使最可恶的事情改头换面，变得能被民众所接受。
毫无疑问，它们不过是些无用的幻影，但是这些我们梦想中的产物，却使各民族创造出了辉煌壮丽值得夸耀的艺术或伟大文明。让人们怀抱着那些希望和幻想吧，不然他们是活不下去的。这就是存在着诸神、英雄和诗人的原因。
哲学不管取得了多大进步，它迄今仍没有给群众提供任何能够让他们着迷的理想。然而群众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幻想，于是他们便像趋光的昆虫一样，本能地转向那些迎合他们需要的巧舌如簧者。推动各民族演化的主要因素，永远不是真理，而是谬误。
群众从来就没有渴望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拂袖而去，假如谬论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论，凡是能向他们供应幻觉的，也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经验几乎是惟一能够让真理在群众心中牢固生根、让过于危险的幻想归于破灭的有效手段。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经验必须发生在非常大的范围内，而且得以再出现。
逻辑定律对群体不起作用。让群体相信什么，首先得搞清楚让它们兴奋的感情，并且装出自己也有这种感情的样子，然后以很低级的组合方式，用一些非常著名的暗示性概念去改变它们的看法，这样才能够——如果有必要的话——再回到最初提出的观点上来，慢慢地探明引起某种说法的感情。这种根据讲话的效果不断改变措辞的必要性，使一切有效的演讲完全不可能事先进行准备和研究。在这种事先准备好的演讲中，演讲者遵循的是自己的思路而不是听众的思路，仅这一个事实就会使他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
讲究逻辑的头脑，惯于相信一系列大体严密的论证步骤，因此在向群众讲话时，难免会借助于这种说服的方式，他们面对自己的论证不起作用，总是百思不得其解。因此，还是让我们把理性留给哲人，不要过于强烈地坚持让它插手对人的统治吧。
只要有一些生物聚集在一起，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会本能地让自己处在一个头领的统治之下。他的意志是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他为他们组成派别铺平了道路。
我们所说的领袖，更有可能是个实干家而非思想家。他们并没有头脑敏锐深谋远虑的天赋，他们也不可能如此，因为这种品质一般会让人犹疑不决。在那些神经有毛病的、好兴奋的、半癫狂的即处在疯子边缘的人中间，尤其容易产生这种人物。不管他们坚持的观念或追求的目标多么荒诞，他们的信念是如此坚定，这使得任何理性思维对他们都不起作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孜孜以求的惟一回报就是以身殉职。他们强烈的信仰使他们的话具有极大的说服力。芸芸众生总是愿意听从意志坚强的人，而他也知道如何迫使他们接受自己的看法。
他们是在自己先被7种信条搞得想入非非之后，才能够让别人也想入非非。这样他们才能够在自己信众的灵魂里唤起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即所谓的信仰，它能让一个人变得完全受自己的梦想奴役。在人类所能支配的一切力量中，信仰的力量最为惊人。
对于那些话的含义，他们自己也很少理解，但是根据他们的说法，只要将其付诸实行，一定会导致一切希望和梦想的实现。
在每个社会领域，从最高贵者到最低贱者，人只要一脱离孤独状态，立刻便处在某个领袖的影响之下。大多数人，尤其是群众中的大多数人，除了自己的行业之外，对任何问题都没有清楚而合理的想法。领袖的作用就是充当他们的引路人。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欲望。他们是如此倾向于服从，因此不管谁自称是他们的主子，他们都会本能地表示臣服。
这些首领和煽动家可以分成明显不同的两类。一类包括那些充满活力，但只一时拥有坚强意志的人，他们往往暴露出最惊人的性格弱点。他们虽然能够领导别人，却好像不能在最简单的环境下思考和支配自己的行为。他们是这样一些领袖，在某些条件下，他们本人也受人领导并不断地受到刺激，总是有某个人或观念在指引着他们，有明确划定的行动路线可供他们遵循，不然他们就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而另一类领袖，即那些能够持续保持意志力的人，尽管不那么光彩夺目，其影响力却要大得多。在这类人中，可以找到各种宗教和伟业的真正奠基人，他们或是聪明，或是心胸狭隘，这都无关紧要——世界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所具备的持久的意志力，是一种极为罕见、极为强大的品质，它足以征服一切。强大而持久的意志能够成就什么，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充分的评价。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住它，无论自然、上帝还是人，都不育首。
包括意志在内的一切事情，都会在衰老面前屈服。
有三种手段最为重要，也十分明确，即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它们的作用有些缓慢，然而一旦生效，却有持久的效果。
做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
拿破仑曾经说过，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做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只要看一看重复对最开明的头脑所发挥的力量，就可以理解它对群体的影响。这种力量是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从长远看，不断重复的说法会进入我们无意识的自我的深层区域，而我们的行为动机正是在这里形成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谁是那个不断被重复的主张的作者，我们最终会对它深信不移。
很多影响要归因于模仿，其实这不过是传染造成的结果。模仿对人来说是必然的，因为模仿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正是因为这种必然性，才使所谓时尚的力量如此强大。无论是意见、观念、文学作品甚至服装，有几个人有足够的勇气与时尚作对？支配着大众的是榜样，不是论证。每个时期都有少数个人同其他人作对并受到无意识的群众的模仿，但是这些有个性的人不能过于明目张胆地反对公认的观念。他们要是这样做的话，会使模仿他们变得过于困难，他们的影响也就无从谈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于超前于自己时代的人，一般不会对它产生影响。这是因为两者过于界限分明。
历史与模仿的双重作用，从长远看，会使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的一切入十分相似，甚至那些好像坚决不受这种双重影响的个人，如哲学家、博学之士和文人，他们的思想和风格也散发着一种相似的气息，使他们所属的时代立刻就能被辨认出来。如想全面了解一个人读什么书，他有什么消遣的习惯，他生活于其中环境，并没有必要同他做长时间的交谈。传染的威力甚大，它不但能迫使个人接受某些意见，而且能让他接受一些感情模式。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尤其会因为传染，但绝不会因为推理而得到普及。
由此解释了一个事实：得到民众接受的每一种观念，最终总是会以其强大的力量在社会的最上层扎根，不管获胜意见的荒谬性是多么显而易见。社会下层对社会上层的这种反作用是个更为奇特的现象，因为群众的信念多多少少总是起源于一种更高深的观念，而它在自己的诞生地往往一直没有什么影响。领袖和鼓动家被这种更高深的观念征服以后，就会把它取为己用，对它进行歪曲，组织起使它再次受到歪曲的宗派，然后在群众中加以传播，而他们会使这个篡改过程更上一层楼。观念变成大众的真理，它就会回到自己的发源地，对一个民族的上层产生影响。从长远看是智力在塑造着世界的命运，但这种作用十分间接。当哲学家的思想通过我所描述的这个过程终于大获全胜时，提出观念的哲人们早已化为尘土。
在现实中，名望是某个人、某本著作或某种观念对我们头脑的支配力。这种支配会完全麻痹我们的批判能力，让我们心中充满惊奇和敬畏。这种感觉就像所有感情一样难以理解，不过它好像与魅力人物所引起的幻觉没有什么不同。名望是一切权力的主因。不管神仙、国王还是美女，缺了它一概没戏。
“如果他的财产能够使他保持自己的身份，他事先便可断定他们会爱戴他；只要能与他交往，他们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到他手里。这么说吧，他们的血液里就流淌着对贵族的崇敬，正像西班牙人热爱舞蹈、德国人热爱音乐、法国人喜欢革命一样。”
现在我来谈谈个人的名望。它的性质完全不同于我刚才说过的那些人为的或先天的名望。这是一种与一切头衔和权力无关的品质，而且只为极少数人所具备，它能使他们对自己周围的人施以真正神奇的幻术，即使这些人与他们有着平等的社会地位，而且他们也不具备任何平常的统治手段。他们强迫周围的人接受他们的思想与感情，众人对他的服从，就像吃人毫不费力的动物服从驯兽师一般。当然，对它们是不能探讨的，只要一探讨，它们便烟消云散。
必须记住这种命令让人神魂颠倒的惊人力量，才能够理解他拿破仑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名望，他知道，如果他把自己身边的人看得还不如马夫，他的名望就会更上一层楼。他的名望长于他的寿命，而且有增无减。他的名望让他的一个籍籍无名的侄子变成了皇帝。直到今天他的传奇故事仍然不绝于耳，足见对他的怀念是多么强烈。随心所欲地迫害人，为了一次次的征伐，就让数百万人死于非命——只要你有足够的名望和付诸实施的天才，人们就会允许你这样做。
名望的产生与若干因素有关，而其中成功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每个成功者，每个得到承认的观念，仅仅因为成功这一事实，便不再受到人们的怀疑。成功是通向名望的主要台阶，其证据就是成功一旦消失，名望几乎也总是随之消失。昨天受群众拥戴的英雄一旦失败，今天就会受到侮辱。当然，名望越高，反应也会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会把陌路英雄视为自己的同类，为自己曾向一个已不复存在的权威低头哈腰而进行报复。
当名望成为问题时，便不再是名望。能够长期保持名望的神与人，对探讨都毫不宽容。为了让群众敬仰，必须同它保持距离。
用一时的意见影响群众的头脑不难，想让一种信仰在其中长久扎根却极为不易。不过，一旦这种信念得到确立，要想根除它也同样困难。通常只有用暴力革命才能对它们进行革新。甚至当信念对人们的头脑几乎已完全失去控制力时，也要借助于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作用是对几乎已经被人抛弃的东西做最后的清理，因为习惯势力阻碍着人们完全放弃它们。一场革命的开始，其实就是一种信念的末日。一种信念开始衰亡的确切时刻很容易辨认——这就是它的价值开始受到置疑的时刻。一切普遍信念不过是一种虚构，它唯一的生存条件就是它不能受到审察。不过，即使当一种信念已经摇摇欲坠时，根据它建立起来的制度仍会保持其力量，消失得十分缓慢。最后，当信念的余威尽失时，建立于其上的一切很快也会开始衰亡。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在没有下决心破坏其全部文明因素的情况下转变它的信仰。这个民族会继续这一转变过程，直到停下脚步接受一种新的普遍信念为止，在此之前它会一直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中。普遍信念是文明不可缺少的柱石，它们决定着各种思想倾向。只有它们能够激发信仰并形成责任意识。
各民族一直清楚获得普遍信念的好处，它们本能地知道，这种信念的消失是它们衰败的信号。这种对哲学批判表现出来的不宽容态度，代表着一个民族生命中最必要的品质。
普遍的信念从哲学上说往往十分荒谬，但这从来不会成为它们获胜的障碍。当然，如果这些信念缺少了提供某种神奇的荒谬性这一条件，它们也不可能获胜。只要有人想努力实现这种理想，它的许诺的空洞无物立刻就会暴露无遗，从而使这种新信仰身败名裂。因此，它的力量的增长也只能到它获得胜利，开始实现自身的那天为止。
一切与民族的普遍信念和情感相修的东西，都没有持久力，逆流不久便又回到了主河道。与种族的任何普遍信念或情感全无关系，从而不可能具有稳定性的意见，只能听任机遇的摆布，或者——假如其说法还有可取之处——会根据周围的环境而发生变化。它们只能是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暂时现象。它们匆匆成熟，又匆匆消失，就像海边沙滩上被风吹成的沙丘。
目前，群体中易变的意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有三个不同的原因。首先，昔日的信仰正在日甚一目地失去影响力，普遍信仰的衰落，为一大堆既无历史也无未来的偶然意见提供了场所。第二个原因是群众的势力在不断增长，这种势力越来越没有制衡力量。最后，第三个原因是报业最近的发展，它们不断地把完全对立的意见带到群众面前，结果是任何意见都难以普及。不存在任何引导意见的力量，再加上普遍信仰的毁灭，其最终结果就是对一切秩序都存在着极端分歧的信念，并且使群众对于一切不明确触及他们直接利益的事情，越来越不关心。
目前，由于讨论和分析的缘故，一切意见都失去了名望；它们的特征很快退化，持续的时间之短很难唤起我们的热情。现代人日益变得麻木不仁。
就在不久以前，对于政客来说，他们莫说是引导各种意见，追赶意见还怕来不及。他们害怕意见，有时甚至变成了恐惧，这使他们采取了极不稳定的行动路线。于是，群体的意见越来越倾向于变成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它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竟然能够迫使国家之间结盟，例如最近的法俄同盟，就几乎完全是一场大众运动的产物。
由于目前群众拥有庞大的势力，因此，如果有一种意见赢得了足够的声望，使自己能够得到普遍接受，那么它很快便会拥有强大的专制权力，使一切事情全要屈服于它，自由讨论的时代便会长久地消失。当一种文明让群众占了上风时，它便几乎没有多少机会再延续下去了。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推迟自身的毁灭的话，那就是极不稳定的群众意见，以及他们对一切普遍信仰的麻木不仁。
如我所说，这种特殊的辩论术在所有集会中都极为有效。危难时刻它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大革命时期各种集会上的那些大演说家的讲话，读起来都十分有趣。他们无时无刻不认为自己必须先谴责罪恶弘扬美德，然后再对暴君破口大骂，发誓不自由毋宁死。在场的人站起来热烈鼓掌，冷静下来后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偶尔也有智力高强、受过高等教育的领袖，但是具备这种品质通常对他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如果他想说明事情有多么复杂，同意做出解释和促进理解，他的智力就会使他变得宽宏大量，这会大大削弱使徒们所必需的信念的强度与粗暴。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瞠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偏狭的人。
在议会里，一次演说要想取得成功，根本不取决于演说者提出的论证，而是几乎完全依靠他所具有的名望。
若是到了这个地步，个人注定要去寻求那种他自己身上已经找不到的外在力量。
想到与极端狭隘的头脑结合在一起的强烈信念能够给予一个有名望的人什么样的权力，有时真让人心惊肉跳。一个人要想无视各种障碍，表现出极高的意志力，就必须满足这些最起码的条件。群体本能地在精力旺盛信仰坚定的人中间寻找自己的主子，他们永远需要这种人物。
对于这段话，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它的结论，而不是那些软弱无力的解释。
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从野蛮状态发展到文明状态，然后，当这个理想失去优点时，便走向衰落和死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过程。
拿破仑对国会说：“我通过改革天主教，终止了旺代战争，通过变成个穆斯林教徒，在埃及站住了脚，通过成为一名信奉教皇至上的人，赢得了意大利神父的支持，如果我去统治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我也会重修所罗门的神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