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页 第三章 基督教释经学的深层影响

亚历山大教理学派的“讽喻说”
该学派的主要代表克雷芒（Clement of Alexandia,150-220）和奥利金（Origen，185-254），先后担任过亚历山大教理学校的校长，一度影响颇大。克雷芒所写的《杂记》最早提及了《圣经》的字面意义和历史意义之外的潜在内容。但是他做出的一些讽喻性解释及其赋予其间的微言大义，有时实在使人感到牵强。

比如《旧约·箴言》中有“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不要常常亲近外女”一句，克雷芒将“外女”解释为“俗世文化”，并认为这一箴言乃是“教我们固然可以使用俗世文化，但不得与之常常同在”。

……

克雷芒的学生奥利金在这种过于具体的讽喻性解释方面似乎有所节制，但是强调讽喻意义的释经学理论却通过他而更趋完备。他明确地提出《圣经》包含着四重意义：字面的意义旨在记述历史；象征的意义可以昭示信仰；比喻的意义是为了指导行为；神秘的意义则要透露希望。后来经托马斯·阿奎那将这四重意义归纳为“文字的”和“讽喻的”两种，追寻言外之意的努力却始终体现在释经活动之中。至13实际，丹麦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Denmark）将讽喻说概括为两句著名的双行诗：“文字告诉你情节，寓言点拨你信仰；伦理指导你行为，比喻留给你希望。”直到中世纪与时代的相交之际，诗人但丁的《致斯加拉亲王书》仍然完全沿袭奥利金以继的基本思路，提出所谓“诗歌的四重意义说”，并用以阐释《神曲》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