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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去美国以后感到，只要在美国待着就不用花力气以一个“个人”来拼命逃离任何东西。那里本来就是一个强调个人生存的地方，这么一来，我一直追求的东西在那里一下子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

河合：简单地把什么都“反过来”，反过来的东西其实跟原来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同。先制造出了“体制”，由此思考出的反过来的“反体制”其本质也不过是被组织到原来的体制当中。这时候的“参与”表面上无论多强烈，都没有深度，无法持续，一定会衰弱下去。

村上：翻译当中，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像是变成了一个透明的人，通过文章这条线走进了别人（写文章的人）的心中或脑中。就像是悄悄进入空无一人的别人家里一样。或者可以说，通过文章跟别人有了关系。也许我就是对这样的事情特别有兴趣。当然，不是说对什么人、对什么样的文章都会有这种感觉。只有当事情对自己有着特别意义时，才能感觉得到。

河合：我说的精明换一个说法就是，人的思想或是政治立场这一类事情单纯地用逻辑的整合性去守护是行不通的，这就是我的想法。人自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因此，当我们根据自己所怀抱的什么样子的矛盾来描述事物时，在外界看来就可能是精明吧。

村上：说起为什么开始写小说，其实我也没有很清晰的想法，就是有一天突然想写了。现在想想，我觉得这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自我治疗的步骤。
我二十几岁的那段时候就是什么也不想，拼命工作，才好容易生存下来。到了29岁，走到了一个像楼梯转弯平台一样的地方。在这个阶段我有了想写点东西的想法，这并不是像做箱庭疗法，而是想把自己也说不清、解释不清的东西以小说的这个形式提交出来。
这真的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事情。这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要写小说，只是不停地工作。然后有一天突然想到了：“对了，写小说吧！”就去买了钢笔和稿纸，工作完了就在厨房每天花上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一点一点地写。做这件事情真的让我很高兴。其实把自己说不清的事情转化成小说是件相当吃力的事情，我在创造出自己的问题之前重写过好多次，一写完，就觉得肩上的负担一下子消失了。结果就是，我的小说做为文章来说属于不和谐或者不参与，跟我之前读的日本小说完全不是一个样子。这是因为用以前日本小说的文体表达不出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所以才会花了这么多时间。

河合：如果想着“要理解他”，就会发现其实根本无法理解。一直生活在一起，以为什么都明白的，但忽然一下子又感到什么都不明白了。

河合：所谓的正常、健康的人都具有这样一种才能，这个才能就是可以摆出了了无生趣、没有超脱的东西。

村上：尽管写作开始的时候把它当作一个虚拟情节来写，到了某个时候必然有超越这个设置的那一部分。
河合：我觉得以一个虚拟情节开始写，这没有问题。但最终不能超越虚拟情节的话就成不了艺术作品。

河合：我的职业其实就是在等待偶然。我不想着要去治愈，只是一直静静地等待着偶然的发生。

村上：走一步算一步的话，虚构这个东西总是比现实弱的。而且我是觉得不可能有比现实更强的虚构。

村上：我觉得小说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在于它迟钝的反应、少量的信息和繁重的手工作业（或者说笨拙的个人营生）。只要保持了这一点，小说就不会失去力量。时光流逝，大量的直接信息如海浪般退潮后，看看剩下的是什么，我们才能明白这个道理。

村上：我经常在小说里写超常现象或者是那种超现实的事情，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基本上是不相信这类的。

河合：人是以各种形式“病”着的，而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人是会死的。大概别的动物不知道这一点，只有人很早就知道自己是会死的。所以，人生观必须包含着“自己会死”这件事，人只能这么活着。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病态。

村上：那时候，我们很明白地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单纯地认为“多消灭一个恶，就会多产生一个善”。不是黑就是白。

村上：我在这现实的空气里感受到了暴力性，但是，怎么样以超越好坏的基准去处理这个暴力性？一旦考虑到我自己究竟能做什么，就感到非常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