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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斯里说，“在舞台上缺乏思想性，主角的形象不是活人而是英雄形象的图案，我非常痛恨这样的剧本。”列斯里专家的这段话实际上清楚地表明：如果主角的形象不是活生生的人，即使满台的人都说着某种“有思想”的话，舞台演出也没有任何思想性。长期以来，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艺术”的“思想性”和苏联专家列斯里所说的“现实主义”与“思想性”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常常按我们所希望的样子去描写社会现实，而且还以为这就是现实主义戏剧艺术的思想性，所以我们的“艺术家”才会在明知农村以及饿死了不少人的情况下，仍能在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中为“人民公社”、“合作化”和“大炼钢铁”高唱赞歌。
    这不仅不是现实主义，而且恰恰是对现实主义的的背叛，所以在列斯里专家的授课的课堂上，连续有两位当时还很年轻的同学在艺术创作的根本性问题上跟不上专家授课的思路就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了。
    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创作中“撒谎”已经习以为常。只不过当时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撒谎”，反倒以为这就是现实主义戏剧所要求的突出作品的思想性。对于斯氏体系，我们好像也能够从某种程度上认识到它在思想性欲真实性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在跟随苏联专家进行过学习以后。
    列斯里的学生就曾说过：“苏联专家告诉我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精髓是最高任务和真实。最高任务就是要回答我们的艺术创作创作、戏剧演出要告诉观众一些什么，要给观众一些什么东西的问题。真实必须与最高任务进门联系地结合起来，并为最高任务服务。”然而，从理论上明白了这些道理是一回事，而在创作中作家如何处理每一个细节，演员和导演如何面对每一个事实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时候起作用的往往不是一两条理论定义，而是人对于生活的态度、人的文化底蕴、人对于人类的同情心。而这一切仅从教科书上是看不到的，这些都渗透在了日常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当中。
    艺术家应该是一个真诚、善良、愿意说出自己真实感想的人，而不是替某种政治观念说话的传声筒，以艺术创作者面貌出现的政治工具。俄罗斯在苏维埃建国时，他们本民族的艺术与文字已经成熟了，因此他们的艺术并没有沦为政治宣传工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曾经给卢那察尔斯基写信，坚决反对将艺术作为宣传工具来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服务。而我们的现实主义文艺一直都没有成熟起来。
    我们“左翼”时期就把“现实主义”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捆绑在一起了。我们的“现实主义”是伪现实主义，因为我们的现实主义中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批判现实的精神”。我们只允许对已经灭亡了的旧政府进行批判，而现实主义中的“批判现实的精神”中的“现实”二字，指的是艺术家自身所处时代的“现实”。艺术家没有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只想着去做某种政治观念的工具，哪里还有作为人的艺术家对于人生的独立思考？我们对苏联专家在授课中一点一滴地传授给我们的观念与方法其实并没有深入理解，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更不可能坚持奉行。
    列斯里专家把不能客观地描写社会现实的创作或是作业叫作“撒谎”。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舞台上的“撒谎作品”实在太多了。直到今天这种“撒谎”也仍然在大行其道。这样做的弊端，绝不仅仅是让艺人多了几个头衔，而是在公开鼓励用“艺术作品”进行“撒谎”。
艺术，应该是苦难人生中的净土，是黑暗现实中的光明。这不是因为它能粉饰现实，而是因为它能说人话、说真话。而我们艺术家为了宣传和批判不惜在艺术作品中说假话，先是用假话来反映生活，然后是把生活中的人教得会说假话，再往后是把生活中的那些假话当做是生活的真实反映到艺术作品中来……从根本上说，这是在腐蚀一个民族的灵魂。商人和政客为钱为权难免撒谎，但如果一个民族的艺术家也以撒谎维持创作，那这个民族也就不会再有真诚的人。
    我们的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几十年撒谎一路走来，我们的人民也就不以撒谎为耻了。今天我们的社会文化与经济生活中的虚假与欺骗，是对一个民族的艺术家群体长期以来带领全民族公然“撒谎”和小小报复。艺术家们对此应深入反思。
    早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给卢那察尔斯基写信，反对将艺术作为政府的政治工具时就说过，利用艺术来做艺术传声筒是危险的，因为艺术女神是最喜欢的复仇的。回顾列斯里专家的讲课，不禁要问：今天，对现实主义戏剧艺术的精髓，我们真的懂得了吗？


这番反思和质问太到位，太过瘾！从此对姜涛老师的戏格和人格高度产生了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