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


　　在中国历史上，文化外部层面的改变相当普遍。其中最重要的第一次，乃是董仲舒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将天道和人心分离，使统治者获得一种天授的权威，而无需取得民心的赞同。这是儒家思想为了适应大一统时代的政治环境而做出的形式上的修正。

　　有学者认为，从董仲舒开始，儒学已经变成了“儒教”，其中原因即是最高价值标准从心内转向心外，这就不再是学问而是宗教的观念了。对此问题，如前文所述，儒家文化的特点是立足于改造现实世界，而非寻求绝对真理。在基于皇权的大一统帝国已经十分稳固的情况下，承认皇权的权威是和限制专制权力的滥用结合在一起的，前者只是策略，后者才是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第一，自然环境的影响

　　第二，外敌入侵的影响

　　第三，内战的影响

　　在此三大客观条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君主专制政体，并不是靠着儒家的“天道”思想而存在的。无论董仲舒本意如何，在实践中，与人心脱离的“天道”都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管用的只有两个：生存法则和道德法则。
　　生存法则就是让这个国家的人们能够生存下去，不至于大规模的死于自然灾害或者战乱，这是最基本的生活要求；
       道德法则就是尽量在活着的人中间更公平的分配生活资源——二者的都没有超过“人的生活具有最高价值”这一基本价值判断所划定的范围。

　　君主专制是建立在生存法则基础上的，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家理论，不过是在表面上承认了基于生存法则的君主权力，借此使儒家思想成为用道德法则来限制君权的理论权威。

　　经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思想，后来有几经改变，一直沿用了两千年。直到中国面临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这个思想体系终于无法通过表面的修修补补再维系下去了。必须深入到更深的层面进行改革，然后重建。不仅要否定董仲舒的思想，包括孔孟的诸多理论，属于第四个层面的（家庭和社会的关系），也得推倒重来。

       从李鸿章哀叹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的变局”，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这一文化重建其实才刚刚开始。因为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人都太忙了，忙着解决国家独立和人的生存这样的基本问题。在理论研究上，则始终在扮演一个西方的学生的角色。学习西方、救亡图存，乃是中国过去一百多年最重要的任务。

　　基于中国文化对人生价值的基本判断，基于中国人的人格理想和家庭观念，在此基础上重新建立关于人与自然、人和社会、人与国家，也包括人与整个人类世界的关系的理论体系，将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学者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