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文学和诗歌的没落

       80年代,文学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具有重要位置.成为政治表达和情绪释放的重要载体,而流行文化又尚未形成一定规模,"纯"文学拥有大量读者.


        朦胧诗的新锐势头也在衰减.部分原因在于朦胧诗影响扩大所产生的大量模仿,复制,诗艺本来有限的革新被过度挥霍.更为主要的是,更年轻的一代认为,朦胧诗虽然开启了探索的前景,但远不是终结,它被过早经典化.

    此时,社会生活的“世俗化”的过程加速，公众高涨的政治热情有所滑落，读者对诗的想象也发生变化。国家赋予诗(文学)政治动员、历史叙述责任承担的强度明显降低。
    在80年代中期前后，“纯文学”、“纯诗”的想象，成为文学界创新力量的主要目标之一。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这既带有对抗的政治性含义,也表达了文学因为政治长久过多缠绕而谋求减压的愿望.

    总体来说,当时(第三代诗)处于被漠视的状态下.为了"突围",他们利用一段时间掌握的媒体,来制造大规模的断裂,哗变的景观.
    1986年10月,<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手举办"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
,陈列了朦胧诗后自称的诗派60余家.大展主持者对当时民间的诗歌景观作了这样的‘广告’式的描述：
     ‘要求公众和社会给以庄严认识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1986年——在这个被称为无法抗拒的年代，全国两千多家诗社和十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以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断裂，将80年代中期的新诗推向了弥漫的新空间，也将艺术探索与公众准则的反差推向了一个新的潮头。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

诗歌边缘化

90年代开始的散文化现实,加速了诗歌边缘化的进程.由于有了80年代前期诗人和诗歌群体辉煌地扮演文化英雄的记忆,90年代诗歌向着社会和文化边缘的滑落,就更让人印象深刻.海子,顾城等诗人的死亡事件,因此具有一种象征意味.

诗歌读者日减,诗歌既不能满足大众的消费需求,也难以符合一些批评家的对抗现实的批判性功能预期,因此写作和阅读上的圈子化现象更加突出.由于靠诗歌维持生计的可能性不大,诗人在现代社会的业余身份,此时成为通例.

转型的社会生活和诗人对诗歌的认识,破坏了有关诗歌具有巨大政治能量的幻觉,80年代那种抗争,宣言的诗人身份,自我形象,与诗的叙述人之间的浪漫主义式重合的情境,也不大可能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