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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海国图志》还是很快就有了“知音”。只是这启蒙最快、获益最大的“知音”不是国人，而是日后时时处处与中国为敌的东临岛国日本。

然而，正如伽利略不得不违心地屈服，宣称自己错了一样，徐继畬为使《瀛寰志略》能够顺利出版，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地在引言中写道：“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尽管如此，也未能逃脱厄运，书一出版，即遭剿杀。

在今天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座尖塔耸立，高约五百五十五英尺的标志性建筑——华盛顿纪念塔，塔壁镶嵌着一百九十方取自世界各地、全为歌颂美国国父华盛顿的铸文石刻。其中镶嵌在第十级墙壁上的一方石碑为汉字，内容便出自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一书：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

人类的潜意识里，总是对未来、前途怀有美好的憧憬，向往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邪恶、公平善良、正义纯粹的理想社会。于是，便有许许多多自命为救星，自称为先知，自托为人民代言人的所谓智者、伟人、圣人，比照现实社会的丑恶与想象中的理想世界的完美，推导、构想、设计出一个个天堂般的美景诱惑人们，并许诺只要按照他们的蓝图去做，人类就有福了，就会升入天堂——不必死后就能享受的人间天堂。

救世主的动机无可怀疑，这些推导、设计出的美好社会也具有难以抵御的诱惑，只是完全忽略了藏于人类心灵深处的邪恶。说到底，人类只是一种理性与非理性、天使与魔鬼兼具的动物。劣根性一旦激活，邪恶一旦释放，将给设计的美好蓝图带来颠覆性的解构效果，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与祸患。

更何况，当皇帝有什么好处？得利者自然是曾氏家族，可后代只要有本事，犯得着前辈为他们捞取吗？历数各朝皇族，一遇改朝换代，没有一朝后代得以善终。表面看是为后代争利益，实则是贻害后人。

李鸿章对手下公然宣称：“一切小错都不用过问，一切大厝都由我李鸿章承担！”此言一出，人人愿为他效命，但也因此而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时间一长，势必影响士气，败坏风气，造成“一代不如一代”的混乱局面。这也是由他以降，袁世凯及其他北洋军阀不顾国家利益、人民死活，相互强占地盘、争权夺利、你打我杀的内在根源所在……

	——历史，就是这样延续的，再往后，国共内战……

令张之洞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种“汉阳造”步枪，在近半个世纪之后的抗日战争中，仍是国人抵御日寇入侵的强有力的主要武器。若张之洞在天之灵有知，在为自己当年的洋务实绩感到欣慰的同时，更多的，恐怕是为后人的裹足不前而感到深深的遗憾与悲哀了！

武汉新政从经济、军事到教育的整体性改造，必然渗入上层建筑，导致湖北地区文化思想的逸轨；这种脱离传统惯性轨道的先进文化思想又反过来作用于广大社会，诱发社会各阶层的裂变；因分裂变化而出的绅士、商人、学生、官兵联合形成一股势力强大的力量，他们一致要求冲决封建专制的罗网。因此，辛亥革命的种子只有在武汉，才能找到最为适宜生存、发展的土壤。干柴遇上火苗，顿时熊熊燃烧，辛亥革命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在武汉宝发了。

他在《大陆游记》中形象地描绘道：“试集百数十以上之华人于一会场，虽极肃穆毋哗，而必有四种声音：最多者为咳嗽声，次为欠伸声，次为嚏声，次为拭鼻涕声。吾尝于演说时默听之，此四声音者如连珠然，未尝断绝。又于西人演说场、剧场静听之，虽数千人不闻一声。”

林则徐睁眼看世界，但对高高在上的皇帝仍诚惶诚恐；曾国藩虽有过取代清廷之想，也仅限于个人内心深处的一闪念而已；洋务派开办实业，目的就是维护风雨飘摇的清朝政府于不倒；洪秀全以横扫一切的姿态，与清廷势不两立，但他建立的，是一种更加专制残暴的统治，于人类政治与社会进步而言，实在是一种极端的反动；康有为、梁启超出现了，他们夜市换汤不换药的维新而已；只有孙中山，才有了推翻清朝的认识与自觉。

孙中山抵日本神户时，已有日本报纸的新闻报道《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孙中山一见，对同行的陈少白道：“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于是，“革命”一词由是产生，取代了过去的“造反”、“起义”、“光复”等同类词语，一直沿用至今。

先是施行“党军制度”，党掌控军队，然后是“将党放在国上”，“完全以党治”。中国国民党“一大”以后，孙中山将提高党权，加强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作用视为推动国民革命的关键，倡导以党治军、以党治政、党权高于一切，“一切权力属于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