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页 人类历史起源臆测

下面如此之长的文字，完全是康德在这篇文章正文的自我注解，实际上几乎详尽论证了人何以需要教育的教育哲学问题，虽然康德自己说是几个例子，但实在却是非常有洞见的教育哲学展开。
下面的阐述基本可以对应Allan Bloom在《巨人与侏儒》里面的描述，布鲁姆在有关“文化”的部分曾经表述，康德是第一个在现代意义上使用“文化”的人，布鲁姆将卢梭和康德的教育哲学阐发精辟地归纳，是自然与文明的对立，自然意义的性成熟和社会意义的性成熟的不同步，实在精辟。

Allan Bloom在《巨人与侏儒》里面的“爱弥儿”篇非常详尽地综述了卢梭的思想，无论在政治哲学方面还是教育哲学方面都极力跟随先哲的原意，他同时详尽阅读了康德的这篇《人类起源臆测》之后，归纳了这样一段话，实在是对下面这段译注的最好义疏【卢梭的意思被康德令人钦佩地表达出来，他追随卢梭并指出在可以被称之为自然的性成熟(natural puberty)与社会的性成熟(social puberty)之间的区分。当一个男性能够繁衍时就达到了自然的性成熟。而只有当一个男人可以忠诚地爱一个女人、培养教育孩子、尽职明智地参与到保护家庭的政治秩序中，他才达到社会的性成熟。但是文明的进程并没有改变自然的进程；自然的性成熟在大约十五岁时发生，而社会的性成熟，如果发生的话，很少在二十五岁前。这意味着在自然欲望与社会责任之间存在尖锐的紧张。事实上，这是人类历史制造出来的人的分裂的最好例子之一。在婚姻的责任里，自然的欲望几乎总是潜伏之中，没有被驯服。卢梭试图做的是使这两个成熟同时发生，把性交的欲望转变成对婚姻的欲望和对法律的自愿服从，而同时又不压抑和驯服那原创的欲望。康德称这样一个欲望和义务的结合为真正的文化】p208 
关于一方面是人道在努力追求其道德的天职，另一方面则是它始终不变地在遵循其天性中所具备的野蛮的与兽性的状态的法则，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以下我仅只举几个例子。
大自然规定年龄到了大约十六七岁就是人们的成熟期，也就是说与了再生殖自己的品种的那种要求和能力了。在野蛮的自然状态中，一个少年到了这个年龄就名副其实是一个成人了，因为这时候他就具有维持其自身、再生殖自己的品种一季同时养活自己妻子的能力。他的需要之简单，使得这一切都轻而易举。反之，在文明状态中，则这里面却还要包括许多的谋生手段，既有技术，也有外在的顺利环境；所以这个公民时期平均至少也要再推迟十年之久。然而，大自然却没有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而同时也改变人们成熟的时限，反而顽强地遵守她所规定的维持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那些定律。由此便产生了一场道德的自然目的与物种的自然目的的二者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决裂。因为自然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已经是成人了，而这时候的公民人（他同时并不中止其为自然人）[公民人，指政治状态或社会状态中的人]却只是少年，甚至于还只是儿童，我们很可以这样称呼他，因为他的年纪（在公民状态中）还根本不能养活其自身，更不能养活他的同类，尽管他已经有了进行再生殖的要求和能力，因而也就是有了大自然对他的好找。因为大自然确实是并不曾在生物体内安置下使他们可以抗拒并压制这些东西的本能和能力，所以这里的这种秉赋就完全不是开化的状态，而仅只是为了保存作为物种的人类而设置的；于是文明状态便和它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惟有一个完美的公民宪法（这是文化的终极标的）才能扫除这种冲突。可是现在的这一中间阶段（“中间阶段”指人类由野蛮的自然状态过渡到完美的公民宪法状态之间的全部历史时期——译注）却要经常地充满着罪行以及人间各式各样不幸的后果。
又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如下命题的真理：大自然在我们身上为两种不同的目的而奠定了两种秉赋，亦即作为动物品种的人性以及作为道德品种的人性；它们就是希波克里特的Ars longa,vita brevis(人生朝露，艺术千秋)。一个天生适宜于科学和艺术的头脑，当其由于长期的训练与求知而一旦达到了正确成熟的判断的时候，就可以把科学和艺术远远带到超出各个世代前后相续的全体学者所能成就的地步；只要他具备上述这种精神的青春力量，并且寿命超过了这些世代所享有的时间的综合。可是大自然对于人类的生命期限，却显然根据的是科学进步观点之外的另一种观点而做出她的决定的。因为当最幸运的头脑正处在由于自己的技术性和经验性而有可能希望获得最伟大的发见的边缘之际，老境却临头了；他变得迟钝了，于是就不得不留待第二代去迈出文化进步的下一步。而这第二代又得从头开始，并且必须再一次地跋涉那已经为人所经历过了的全部旅程。因此，人类完成其全部天职的历程，看来就是不停地中断，并且始终是处在再沦于古老的野蛮状态的危险中。所以希腊哲学家并不是毫无道理地悲叹道：人在刚刚开始懂得自己
应该是怎样恰当地生活的适合就不得不死亡，这真是太可悲了。
第三个例子可以说是人间的不平等，但并非天分方面或幸运方面的不平等，而是普遍人权方面的不平等；为卢梭异常真确地悲叹过的这种不平等又是和文化分不开的，只要文化仿佛是在毫无计划地前进着（而这一点却又长时期是不可避免的）。大自然确实并不是通过为其本身所固有的而又外在的合法则性——那就叫做公民权利——来限制这一自由。人类自身将会使自己突破他们自然秉赋的野蛮性的，但在超越它的时候人类却须小心翼翼不要违背它。这种技巧，人类惟有在迟迟地经过了许多次失败的尝试以后才能获得；而在这个期间，人道却须在她自己由于没有经验而加之于其自身的种种灾难之下哀叹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