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超越传统与近代

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中国研究学界，除了“冲击——回应”论之外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那就是“传统——近代”论。根据“传统——近代”论的说法，中国近一百五十年来的发展历史是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过渡过程，这一百五十多年来所经受的苦难，是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变化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阵痛。这种说法延续了19世纪以来的普遍观点，肯定了人类历史进程的直线型发展，突出了西方近代文明的重要性，是19世纪“西方中心论”的产物，在书中的第二章遭到了柯文的强烈批评。柯文认为，把中国十九世纪以来的发展割裂为传统与近代两个对立阶段是一种非常武断的行为，这种做法不仅夸大了西方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也在无意中反映了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中国研究界狭隘主义的倾向。

  为了深入的剖析这一狭隘倾向，柯文对“传统——近代”理论做了一个简短的回顾。十九世纪以来随着欧美国家两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欧洲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物质差距扩大了。与日新月异，新思想、新技术、新制度的欧洲相比，中国仍然停留在旧习俗、旧理念、旧科学的层面，因此被远远甩在世界大国集团之外，成为了一个日益衰落的帝国，曾经值得羡慕的“稳定”与“不变”如今成为了落后野蛮和愚昧的象征。19世纪的西方学者们认为，要想使中国摆脱落后愚昧和野蛮，就必须按照西方近代化的标准改造中国，使其在不断的变化中成为一个“西方式”的国家。这就是“传统——近代”论的基本内容。
  
  这种观点在19世纪还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到了20世纪又从欧洲传播到了美洲，在美国中国研究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列文森就是坚持这种思想倾向人中最突出的一个。列文森思维缜密，角度独特，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的著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中国史学界轰动一时，对今日的中国研究也还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书中，作为思想史家的列文森重点研究儒家思想的演变，企图从内部寻找“中国人怎样看待和感受不断变化的周围世界”，他注意西方入侵前夕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为此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有迹象表明“貌似稳定的带传统性的中国社会，无需西方工业注意入侵起催化作用，也能够独立发展为具有科学气质的社会？”经过缜密的分析，列文森认为：在西方到来之前，中国的社会秩序是稳定、和谐、平衡的，它不仅无力凭自身内部因素产生重要变化，而且还能抵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变革，甚至吸收外国影响来强化自身。（他以对古代中国影响最深的外来文化——佛教文化为例，详细的说明了佛教是如何在动乱时代对儒教形成冲击又是如何在和平年代为儒教所整合的。）在西方引入近代价值观念以前，在中国的思想中是找不到这样的观念，因此中国也就无法在西方来临之前成为一个近代社会。只有当19世纪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先进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念摧毁了传统的中国社会时，一个近代化的中国才得以诞生。西方，既是传统的破坏者，也是近代的模范。在列文森看来，西方是中国近代化转变的创始人，也是西方规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全部主题。

  列文森在分析中国社会变化与中国思想变化时，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在分析中国思想史时，他基本坚持了“冲击——回应”理论的观点，而在分析中国社会变化时则借鉴了近代理论家们的成果，充分的体现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优点，也暴露出自己理论上的不足和缺陷。第一，在对“冲击——回应”论的反驳中曾经说过，中国文化与中国传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相反它时刻处于变化之中变动不居。在西方来临之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革，这些都被列文森所忽略；第二，列文森在试图探索中国何以不能发展成西方一样的近代社会时，犯了“种族主义”的错误。他所强调的“近代化”概念其实一直是按照西方社会的经验来理解的，这是许多传统史学家共有的毛病。在这里，理想的近代化模式先入为主，成为了将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进行比较的样板，最终势必会得出西方社会文明先进发达代表全人类前进的方向，传统中国愚昧野蛮腐朽一定会在西方的冲击下崩溃解体的结论，然而历史根本不是这样，中国今天依然没有变成彻头彻尾的“西方式”国家，反而和东亚四小龙一样因自身的传统而越发强大；第三，列文森将中国的近代史割裂成了传统与近代两个水火不相容的部分，并认为只有摧毁了传统近代才能产生，这实际上依然是非常片面的认识，他把两者的关系简单化了，这在70年代遭到了学者们的质疑。

  尽管列文森在自己的著作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贬低他为研究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儒家思想所做的工作。从上述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到，列文森所犯的错误大多都是当时美国中国史学家常犯的错误，这些对西方与中国关系的误解早在70年代便已经被许多学者所注意到，史华慈、鲁道夫夫妇等学者正是其中的一部分。史华慈认为：人类过去的各方面经验，不论有益或有害，都可能继续存在于现在之中。中国之‘过去’和‘近代’未必就作为互不渗透的整体彼此对抗。鲁道夫夫妇则认为：将“传统”和“近代”断裂开来的根源在于研究者观察的角度不同，“这种排斥传统特征从而对近代社会产生误解相类似的错误判断，是低估传统社会中潜在的近代因素。”由于他们的主张，过去曾认为是微不足道的近代中国的内部因素重新被认识，西方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不再是摧毁传统社会，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借助其力量实现传统的理想。但是，这些学者依然未能摆脱“西方扮演中国救世主”的局限，他们修正了列文森的一部分错误，但并未能改正其全部，19世纪史学的旧思维依然在20世纪延续着。

  按照柯文的理解，“传统——近代”论主要有着三方面的错误，这三方面基本上都是假设性错误。第一，是排他性假设导致了人们对现实情况只能按两极划分，排除任何中间的可能。即使像史华慈、鲁道夫那样认为传统与近代是互相渗透的，但依然没有离开这种二分假设的范畴；第二，这种理论认为，传统因素的减少必然导致近代因素的增加，赫尔克斯称之为“历史能量守恒”（即认为在一特定的社会中，话费在成对的两极因素身上的能量是固定不变的。因此社会能量向一极推动，就要求相应减少向他极流动之能量。），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假设，以16世纪英国为例，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英国的宗教活动与世俗活动同时都在发展；第三，“传统——近代”两分法采用整齐匀称的概念，来描述和解释根本上不匀称的现实。一方面，各国的具体国情各不相同有着不同的历史，根本无法用传统来统一指代；另一方面，近代则带有极其强烈的“近代化理论中根本的种族中心主义”色彩，这对于分析中国19世纪的历史将产生一定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