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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还有一个快乐的机会,就是苦役犯提起他的罪行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观察到,几乎一向如此。他提起他的罪行时毫无悔意,相反很骄傲,或是精神焕发。“我只有在苦牢里才听到过,在孩子般难以抑制的欢乐笑声中,讲述最可怕的、最灭绝人性的行为,最凶残、最可耻的滔天罪行。尤其时某个杀害父亲的人,我永远不能把他从记忆中抹去……”(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这个年轻的贵族,遭到解雇,负债累累,与指责其行为的父亲产生了矛盾。他厌烦了父亲的告诫,想要尽快继承遗产,就杀了他。被送到西伯利亚后,凶犯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悔意:他显得满不在乎。“在对话中,他偶尔会提到他父亲。有一次,向我说起他家族遗传的强壮体质时,他补充道:‘比如说,造我的那个人,直到死,都从来没有抱怨过疾病。’”在如此冷漠的道德面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断定了罪犯的凶残,接着,更深刻地断定了苦牢、苦役、监狱的谬误,以及惩罚是根本没有的:“我深信,那个著名的隔离监禁制度只能达到一个骗人的、表面的目的。它榨取了一个人的生命力,让他精神烦躁,让他衰弱,让他害怕,然后把一个精神干枯、半疯半癫的木乃伊作为改正、悔过的典型介绍给我们。”于是,镣铐、侮辱、天天忙于可笑的苦差、体罚,所有这些强加的、反复的痛苦,都没有用,因为它们达不到唯一能够为其辩护的目的:知错,悔罪,良心的丰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有着真正的对痛苦的爱,条件是它必须是道德上的痛苦。苦牢里的痛苦纯粹是肉体上的,让他痛心。这就是为什么,他把决定牺牲自己命运的囚犯的行为,当作依然能够安慰干涸心灵的笔记写下来。有一个虔诚的男人,《圣经》的忠实读者,有一天拒绝去做苦役。少校过来提醒他没有选择,他朝少校扔了一块砖头。他没有命中目标:这并不妨碍他得到想要的结局。他在自寻苦吃,把不幸掌握在自己手中。实际上,他的反抗行为是无效的、可笑的。但问题不在此。从此,他的痛苦成了要求正义、愿意牺牲的一部分,这超越了痛苦,赋予了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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