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0页 理性的扩展：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的沟通合理性概念跟他对马克思的批评不是无关的。马克思对“劳动”概念有独一无二的兴趣，而哈贝马斯坚持认为，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对于社会再生产和进化就如劳动一样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劳动概念必须由“互动”概念补充。劳动与工具理性密切相关，而互动指面向相互理解的沟通。同样，哈贝马斯的沟通合理性概念（对他发展批判理论的努力至为重要）扎根于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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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的合理性概念仍深深扎根于意识哲学，而哈贝马斯则宁愿使理性植根于日常语言使用的主体间的背景之中。对阿多诺来说，对抗工具合理性扩张的惟一安全的理性的避风港存在于美学领域，而哈贝马斯选择理性的对话概念。此外，法兰克福学派遵循微博的观点，勾画了西方工具合理性（zweckrationlitat 目的合理性）的单一的、不可逆的走向，而哈贝马斯则指出那种理性化过程的双重的、现则的性质。对哈贝马斯来说，这个过程一方面确实是所谓的目的——手段合理性；另一方面是司法的自由和沟通合理性。后者是值得捍卫的。最后，早期批判理论似乎全然否认资产阶级社会，而哈贝马斯认为，有一些值得保持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形式特征，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形成明显区别，哈贝马斯确实证明他的沟通合理性概念业已成为我们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而且在细节上作适当修改后证明，对当代社会的内在批判就行得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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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应当已明白，在某些方面，哈贝马斯的方案并非不同于吉登斯的方案。确实，他们都试图整合各种不同的知识传统，以便对社会理论逐渐形成一种后经验论的——尽管显然不是相对主义的——贡献。另外，两者都告诫采纳单方面论点的危险，不管他是所谓的与结构相关的论点还是以行动为取向的观点。两人都旨在把各种不同的分析层面结合起来并旨在克服前人坚持的二元论。像吉登斯一样，哈贝马斯想要超越下述两方面的对立：一方面在系统层面上的功能作用，另一方面在符号的、交互主体的领域内的运作。在这方面，哈贝马斯引进了核心概念：“社会系统”与“生活世界”（舒茨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指共享的意义和我们日常活动的理所当然的性质。哈贝马斯表明，生活世界是社会再生产的关键：他借此意指社会是指通过这些常规的实践不断地被创造与再创造的。……社会系统指的是，社会结构和功能命令通过货币与权力约束人的行动的途径。……生活世界提出沟通问题，而社会系统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关。……生活世界依靠社会系统的适当的运转，特别是资源的有效使用与国家支配的组织以及活动的协调。社会系统需要恰如其分的社会化的个人和文化层面上的一定程度的不变性。这是由生活世界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