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页 刘苏里 这是“摸着石头过河”的30年

 

刘苏里，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以经营人文社科类图书著称。生于1960年，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1993年10月，创办北京万圣书园，从此万圣成为北京“文化地标”之一，它也是中国最成功的民营书店之一。作为万圣书园经营者，刘苏里的另一个身份是声名远播的学者型书人、中国当代图书市场的民间观察者。
 
我的30年30本书
刘苏里书单
1.《1932—1972年美国实录：光荣与梦想》，威廉曼彻斯特著，广州外国语学院译组译，朔望、乐山、关在汉校，商务印书馆，1978
2.《早期教育与天才》，木村久一著，河北大学日本问题研究所教育组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79
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雅各布布克哈特著，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79
4.《忏悔录》，卢梭著，黎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5.《让历史来审判》，罗伊梅德韦杰夫著，赵询、林英译，人民出版社，1981
6.《官僚主义的弊害》，佩雷菲特著，孟鞠如、李直译，商务印书馆，1981
7.《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王亚南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8.《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中华书局，1982
9.《古à格群岛》，索尔仁尼琴著，田大畏等译，群众出版社，1982
10.《第三帝国的兴亡》，威廉夏伊勒著，乐山译，中国对外译出版公司，1983
11.《世界面临挑战》，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著，三联书店，1984
12.《兴盛与危机》，金观涛、刘青峰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13.《宽容》，房龙著，迮卫等译，三联书店，1985
14.《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李泽厚著，人民出版社，1986
15.《圣雄甘地》，à皮埃尔、克林斯著，周万秀、吴葆璋译，新华出版社，1986
16.《大国的兴衰》，保罗肯尼迪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17.《白鹿原》，陈忠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18.《顾准文集》，顾准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19.《民主新论》，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3
20.《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著，三联书店，1996
21.《历史深处的忧虑》，林达著，三联书店，1997
22.《沉重的肉身》，刘小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3.《枪炮、病菌与钢铁》，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24.《圣经：从神话到历史》，戴维罗尔著，李阳、沈师光译，作家出版社，2000
25.《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吴思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26.《风烛灰——思想的旋律》，金克木著，三联书店，2002
27.《自然权利与历史》，施特劳斯著，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
28.《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9.《丧家狗：我读》，李零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30.《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杨奎松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刘苏里
这是“摸着石头过河”的30年





“急用先学”贯穿30年阅读史
这30年的阅读，我先做个现象描述。个人感受到三个状况，一是起伏特别大，二是急用先学。由于30年中国社会的变化太急速，起伏跌宕，阅读也深受社会发展状况的影响，人们已经很难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去阅读了。一是闲暇式阅读，完全本着个人的兴趣和兴致去阅读；二是持续关注某一个或几个问题。因此，很像前10年的改革状况“摸着石头过河”，读书也如此，“摸着脉动找答案”的阅读方式一直贯穿在30年中国人的阅读史中。
第三个状况更加严重，那就是阅读总趋势一直在下滑。这也非常契合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就像“大国崛起”式的跨越发展不能深究一样，阅读状况的表面繁荣这扇门也不能轻易推开。如今，每年图书生产的总量很大，其中确实不乏好书，整体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在不断提高。但仔细一辨别，就会发现虾兵蟹将，鱼目混杂。图书生产所反映的，实际上是知识生产、思想生产的状况。而中国目前的图书生产太缺乏有价值的原创，低水平的3袭、重复生产反倒数不胜数。由此也造成读者阅读疲劳、购买疲劳的现象。
另一方面，目前大多数所谓“能看”的书，几乎无一例外是引进版。而真正中国原创的，包括30年以前成就的学者、30年以来成就的学者，在整体图书品种的生产总量中，占的比例都非常小。目前中国内地每年生产20万种图书，30年以来生产的图书总量约150万种至200万种，我推测，其中真正的优秀原创学术书大约只占千分之一，大概一两千本，可能都还不到这个数。
“社会标准第一，价值标准第二”
谈到“30年30本书”的评选标准。我认为社会标准第一，价值标准第二，技术标准第三。首先应该是产生过巨大社会影响的书。在此基础上，再来检视它的品质。最后一步才是文本、创新程度、文笔等相对技术化的细节。因为真正影响力大的书，在价值方面不会太差，无非是过时了，比如《第三次浪潮》，你不能说它没有价值，确实是开启了两代中国人的眼界。
此外，还要兼顾一下高端阅读界的口味。中国30年的阅读是分了很多档次的，虽然有《大趋势》、《第三次浪潮》这样的书，波及面从公务员到自由职业者，但在相对比较高的知识界影响较大的书，如《顾准文集》，也应该适当照顾一下。因为这个层面产生的影响，往往难以估量。在精英阶层产生巨大影响之后，会最终作用于知识生产，甚至整个国家的政策走向。出于这个理由，我建议在30种书中，应该给这类书百分之十五的容身之地，即四到五种。
“1997年是一个分水岭”
1997年是一个截然的分水岭，它把30年中国阅读史划为两段。中国到了1997年，才开始真正天覆地地告别传统社会。1994年、1995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我把它称作“春江水暖鸭先知”。知识分子已经敏感地感受到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这个新时代就是彻底的商品经济——所有价值被重估，标准只剩一个：金钱，理想主义崩溃，是非观念开始丧失。
再细分起来，1992年到1995年是一段决战期，经过一次激烈的人文精神大辩论，最终以传统知识阶层的边缘化、理想主义的败阵而告终。而1978年到1988年，则是一个完整的阶段。
1997年之后，由于价值观的彻底颠覆，大众阅读尤其是“80后”、“90后”一代的流行阅读，呈现出十分单一的状况，玄幻、鬼故事、小情小调的青春文学，这种流行让我忧虑。当然，每个时代都有流行读物，但“50后”、“60后”流行的是卢梭的《忏悔录》、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王蒙的小说；“40后”流行的是《安娜卡列尼娜》、《高老头》；“70后”流行的至少是金庸、卡尔维诺、博尔赫斯、三毛。纵观中国30年阅读史，却没有一条一贯不变的价值取向“金线”贯穿其中，从雷锋到郭敬明，从李谷一到李宇春，时代偶像的变化找不到一丝共同之处，这其实才是最大的问题。
《忏悔录》让我们学着“诚实”
谈谈我的个人阅读史。我1979年上大学，在那之前住在一个边疆小镇，几乎没有书读。我真正的阅读是从1979年开始的。最早给我影响比较大的，是卢梭的《忏悔录》。这本书给我的震动是，一个人还可以这样诚实地对待自己的经历。其实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解决“诚实”这个问题，当时的青年人也是如此。从“文革”走过来的中国人，在谎言中一路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学会“诚实”是第一个大问题。
阿兰佩雷菲特《官僚主义的弊害》对我影响也非常大。这本书一般人不注意，但我从中看到了，原来一个欧洲中心国家法国和中国这么像，它的文明道路、民主进程也可以走到今天。看到了法国毛病的同时，我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与之相关的是1982年前后风靡知识界的两本书，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和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前者带给我们民主社会的常识，从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思考中国的民主道路。后者则让我们认识了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我最初读《圣雄甘地》，是在1986年，一直到1991年，我持续阅读这本书五年。那是一个剧烈的变动时代，到底应该取一种什么姿态来应对，甘地教会了我们“非暴力”。我个人的阅读，一直紧扣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看看我现在读的书，《从战争中走来》、《高岗在北京》、《想像的共同体》、《极权主义的起源》、《以色列史》、《权力与自由》，口味一直没变。
《白鹿原》一定入选小说前五
上世纪80年代对我影响较大的，还有日本人木村久一写卡尔维特的《早期教育与天才》、《戴高乐回忆录》。最让我震惊的书是《豺狼的日子》，写职业杀手受雇暗杀戴高乐总统的一部纪实小说。此外，还有《让历史来审判》、《第三条道路》、《第三次浪潮》、《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灭亡》等，都是影响了一代人的作品。
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界，不能忽略李泽厚。我认为上世纪80年代是“李泽厚时代”，不论他的“思想史三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还是《华夏美学》、《美学四讲》、《美的历程》，李泽厚都领导着整个80年代的思想界。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书慢慢多起来。对我震动最大的，当推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这本书对整个精英集团影响很大，也是“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决战一方的“炮弹”。1992年，我开始开书店，也有更多机会接触学术思想类图书了。萨托利的《民主新论》当时在知识界影响极为广泛。更偏一点的，还有梅戈尔斯坦的《喇嘛王国的覆灭》，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都在1994年前后被引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有两本小说我印象特别深。一本是《废都》，一本是《白鹿原》。后者尤为重要，很少能见到这种史诗般的大作品。如果要评30年的小说作品，前五本中一定会有《白鹿原》。
这十年可称为“林达时代”
2000年以后，阅读趋势变得多元了，好书也为数不少。像刘小枫的《走向十字架的真》、《这一代人的怕和爱》、《沉重的肉身》，承续了他早年的学术思考。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给我震动也很大。其中有几种特别重要的书，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最终受到人们高度重视，一版再版，但这本书仍未走出知识界。此外，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林达几乎以一年写一本的速度，对知识大众持续产生影响力，有些书的影响力甚至蔓延到普通读书人。从1997年夏天的《历史深处的忧虑》到2006年底的《当彗星划过夜空》，其思考水平一以贯之，行文酣畅淋漓。某种意义上，这十年可称为“林达时代”。
还有两本书也十分关键，戴维罗尔的《圣经：从神话到历史》和《传说：文明的起源》，这是关于人类起源的考古学著作。它论证了《圣经》是一部严格的历史，而不是神迹。“人类起源”实际上是近15年来读书界持续不断的热话题，从最专业的考古学著作，到比较通俗的《走出非洲》，在“寻找人类根源”这个话题上一脉相承。
有一个人需要特别注意，就是李零。从《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到《花间一壶酒》、《兵以诈立》，再到去年推向高潮的《丧家狗：我读》，他已经持续五六年在阅读界产生影响。冯象也不能忽视，他的“圣经”译系列和法学随笔，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说到历史，还有几本非常关键的书不能漏掉，像《万历十五年》和《潜规则》。要注意吴思的研究，《潜规则》开启了“吴思时代”，至今也已八年，经过2004年的《血酬定律》，近年他可能还会有一本更重要的学术著作面世。不能忽略的还有茅海建的历史研究，从《天朝的崩溃》到《戊戌变法史事考》，其影响也在十年以上了。
有影响力的书，举出来还真不少，但无论如何不该漏掉这么几种，它们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邓野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陈敏编的《傅雷家书》、莎士比亚的几部作品、索尔仁尼琴的《古à格群岛》、奥维尔的《一九八四》、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罗尔斯的《正义论》，还有《荒漠甘泉》、《天路历程》、《伊利亚随笔》等等，都是顶尖作品，这30年来，各自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今天没法展开了。对了，《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和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别给落下。
最近，我正在写一篇较长的文字，回顾30年的阅读生活，起名《三十年：人、书籍与社会》，其中我尽可能全面地给出我的体会和书目。
（笔录刘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