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6页 扬之水 为30年开3本“有用”书

扬之水，原名赵丽雅，醉心文史，博学多识。开过卡车，卖过西瓜，1986年至1996年担任《读书》编辑，被称为“《读书》四大金钗”之一。1996年起进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开始深入研究文物考古，用考古学的成果来研究文学作品，对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名物或物象考据精彩杰出，著作有《诗经名物新证》、《诗经别裁》、《脂麻通鉴》、《先秦诗文史》等，均是爱书人苦心捜罗的读物。
 
我的30年30本书
扬之水书单



1.《管锥编》，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79
2.《知堂书话》，周作人著，钟叔河编，岳麓书社，1986
3.《金瓶梅词话》（全三册），戴鸿森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扬之水
为30年开3本“有用”书






30年，他们都推荐30本书。我想我可以开3部书。《管锥编》、《知堂书话》、《金瓶梅词话》。3本书，代表我3个10年。《管锥编》是思维方式的改变，怎么读书？怎么做学问？周作人是文体的改变，怎么写文章？《金瓶梅词话》是日常生活史的细节索引，它带我走入名物研究，直到今天。
拿《管锥编》当入门书看
套用孟宪实“我读三十年”口述实录的第一句话，“其实我真正开始有觉悟地读书，那是到了上大学的时候。”1979年，他上大学了，我是没上成大学。超过分数线54分，年龄条件限制就没上成，于是我就开始自学了。那年我买的书是《管锥编》，第一版。也正是1979年，我离开王府井果品店，到了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
当时对我最有影响的一个人，叫傅信，是研究民间文学理论的。1979年钱锺书的《管锥编》刚出来，他就对我说这本书你应该看看。可以说，我一开始是拿这个《管锥编》当入门书看。所以说，孟宪实在大学完成他的学业，我是在资料室完成我的学业。以《管锥编》作为启蒙读物，作为一个索引，里面提到的那些外国书就算了，但那些中国书，我都恨不得找来看。从那时起，我读书就不是一本本的了，而是一片一片的。《管锥编》不仅告诉我怎么读书，而且告诉我们怎么做学问——把关于某件事的说法，尽可能都找到身边来。
在民研会那个时候我负责买书，在允许的范围内，一般是我想看什么书就买什么书。但有个限制，必须买跟民间文学有关系的。我就尽量找，又是民间文学的，又是古典古籍的，尽量接近我的兴趣。这就是从《管锥编》扩散读书的方法。
周作人教会我“写文章”
第二个就是周作人的集子。他在文体上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我们那一代人，原来最喜欢的都是秦牧、杨朔、刘白羽啊，看了周作人，才知道文章应该这么写。同时更喜欢的是张爱玲，但张爱玲的灵气是天才，学她的所有人永远低她一等，我没那个天分。周作人不同，浸淫在里面，慢慢陶冶，还能熏出来。
周作人的书最早是岳麓书社的钟叔河先生发掘出来的。那时还不敢叫周作人集，就是他单本的书，做成合订本。特别简陋的，虽然是硬壳的所谓“精装”，但纸都特别次，小32开，挺厚的那么一本。最早那本是《知堂书话》，白皮儿，塑料贴膜。
实际上，读了周作人，他同时代人的文字，我喜欢的就不多了。当然鲁迅还是喜欢，我特佩服他那种凌厉、绵里藏针的写法，但鲁迅个性太强，我没法学。而且我还更喜欢那种温柔敦厚的路子，周作人就是这一路，当然里头也是有骨头的，只是不那么外露。
那时买书的几个地方也很有意思。绒线胡同原来是个内部购书的地方，也是要有什么级别，拿证才能进去，里边卖好多内部发行的书。我以前常去那里买书，后来内部的哪儿都能买着了，意义也就不大了，绒线胡同也就失去了它的历史作用。琉璃厂也是这样。我去的是机关服务部，人特别少，基本是把书店当作图书馆。上图书馆哪有这么方便啊，有几个能开架的呀。
在《读书》“师从众师”
我1986年12月读到了《读书》，一直到1996年，这十年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其间谷林先生和我的通信，对我的帮助也非常大。他是非常细心的人，因为他是做会计的，他把这种细心用在文史上，正是一种一丝不苟的文风。我一向是粗心大意，他帮我看稿子，改错字。还有一些帮助就是潜移默化的了。
在《读书》认识的人就更多了，都是顶尖的人物。这个对于我来说是“师从众师”了，不限于某一个老师，这样就不会有一种思维定式，视野就更广阔了，那种帮助都是一种影响，等于是在他们中间熏陶出来。我和徐梵澄先生的交往，在这方面受益就特别多。他特喜欢陈散原的诗，我帮他借，借完以后我自个儿又抄了好多，全都是营养。
那时《读书》有个服务日。全国各出版社在每月25日之前，把社里的新书寄给我们，摆在一个大台子上给大家看，最新的书讯我们全都知道。《读书》的作者来了，觉得哪本书可以写文章，就直接拿走，再给《读书》写稿。现在这种形式早没有了，《读书》也不怎么谈书了。原来每篇文章必须挂一本书，几乎没有不谈书的文章。所有杂志都可以议论，《读书》的特色就是一定要以书为切入点，哪怕你去贩卖私货，也要以这本书来切入。
从《金瓶梅》走入名物研究
第三本是《金瓶梅》，这是第三个十年。走入名物研究，跟文物考古打交道，就是从《金瓶梅》开始的。其实我上世纪80年代在民研会的时候，就读过《金瓶梅》。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印了《金瓶梅》的线装两函，40元一部。当时贾芝是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他才有资格买一部。买了以后，就搁在资料室柜子里锁起来，谁也不能借。我有时想偷偷看一眼，还得资料室没人的时候。
最初读《金瓶梅》，还主要出于好奇。后来看进去，读得如醉如痴，才发现这是个资料的宝库。比如服饰啊，用具啊，光是里面那些东西的名字就特别好看，想去探究。然后我就向王世襄先生请教，他就说，我给你推荐一个最好的老师。他介绍我认识了孙机先生，也是我现在的老师。那是1995年。
直到现在看《金瓶梅》，还是不论翻到哪一页都能看下去，《红楼梦》是这么一本，《金瓶梅》也是。《管锥编》是读书的索引，《金瓶梅》就是日常生活史的细节索引。明清两代的生活细节都能在其中找到，《金瓶梅》的故事在宋代，实际上写的是明代，且十分写实，这里头可以搞考证。
藏书家的癖好完全没有
我跟孙先生交往已经超过10年了，孙先生因为是在历史博物馆，不在大学里，所以我也没法考他的博士生，他不能授予我学位，但是他给我一个做学问的方法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可能是什么学位都换不来的。我最佩服孙先生的也就是这些能力，一些表面没关系的东西他就能发现内在的联系。这是有学位也不一定有的一种能力。如果说做学问有快乐，那全部快乐就在这个上面。
记得刚开始，孙先生是手把手教我，比如说给我一个题目，列一个提纲。我呢，就恨不得做一个最好的学生，要最快速度给他写出一篇文章来。一开始就几乎是做作业的性质，做了一大堆作业，其中有一篇最重要的作业是《诗经名物新证》，最后就变成了一本书。当时孙先生给我提了《楚辞》的名物和《诗经》的名物两个题目，我选择了《诗经》。
现在想来，我的书基本上都是“用”的，没有“玩”的。藏书家的癖好完全没有，全是为了用。人家说读闲书是乐趣，我觉得“有用”也是一种乐趣。经常用的时候拿出来一看，我说当年怎么就买了它，简直太好了。图书馆都找不着，我手边有，这不是特大的乐趣吗？一个例子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齐鲁书社出了很多千册以内的好书，都是古籍。书的质量也不是特别好，虽然错字、点校都有问题，但人家把书出版了。这些书现在都不会再版了，但它是一种文献资料。那时古籍的质量都不是特别好，黄山书社、齐鲁书社等地方的古籍出版社，在上海古籍、中华书局这样的大牌古籍出版社之外，还真出了一些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