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页 当代文化从现化性向后现代性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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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0年代前后以来,“后现代”大行其道,如大卫哈维所说,这似乎并不只是某一“主义”的短暂易逝的突现,会在它自身支离破碎的重压下消失,它同其它诸如后结构主义、后工业主义和其它“新观念”联合起来,在近年来确定了论争的各种标准,确定了“话语”的方式,确立了文化批判、政治批判和知识批判的各种参数。后现代主义的性质,与其说是一系列观念,不如说是一种需要阐明的历史状况。 对后现代的总性描述中,分裂,不确定性,对一切普遍的或“总体化的”的话语的强烈不信任,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标志。从哲学、数学、伦理学、政治学和人类学中种种出现的相似的情形,全部都表明了“情感结构”中一种广泛的引人注目的转移。所有这些例证具有的共同之处,就是对“元叙事”(对于据称的普适性的大规模理论解释)的拒绝。如伊格尔顿所 言,从元叙事、普遍的幻觉中进入到后现代松散的多元论中,科学和哲学必须抛弃自己宏大的形而上学的主张,更加谦恭地把自身看成只不过是另一套叙事。 关于现代性和现代主义: 伯曼如此描述现代主义:“成为现代的,就是要在一处使人指望冒险、权力、享乐、成长、改变自我和世界的环境里找到自我——与此同时,这也可能毁灭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知道的一切、我们现在成为的一切。现代的各种环境和各种体验跨越了地理与种族、阶级与民族、宗教与意识形态的一切边界;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就是要把全人类团结起来。……成为现代的,就是要成为一个宇宙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在那个宇宙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如何回答某种无可辩驳的、被认为潜伏于空间和时间的这种社会变化的巨大破坏性力量中的“永恒与不变”?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或许对此作出了回答。就他们自身而言,“现代性的规划”是一种非凡的知识上的努力,根据它们的内在逻辑去发展客观的科学、普遍的道德和法律、自主的艺术。这种观念就是要把许多个人的自由地和创造性地工作所产生的知识的积累,运用于追求人类的解放和日常生活的丰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欢迎变化的巨大的破坏性力量,把昙花一现、流变和分裂看成是一种必要条件,可以通过它实现现代化的规划。他们过高的期望,期望艺术与科学不仅会促进对自然力的控制,而且也会促进对于世界、自我、道德进步、制度公正甚至人类幸福的理解。 然而20世纪的集中营、死亡小组、军国主义、世界大战、核危机肯定粉碎了这种乐观主义。怀疑主义悄然行动:启蒙运动的规划注定要转而反对它自身,并以人类解放的名义把人类解放的追求转变成一种普遍压迫的体系,隐藏在启蒙理性背后的逻辑,是一种支配和压迫的逻辑,支配自然的渴望需要对人类的支配,最终,这只可能导致“自我支配的噩梦般的状况”。韦伯论证说,启蒙运动的遗产是有目的的——工具理性……的胜利,其发展并没有导致普遍自由的具体实现,却导致了造成一个官僚理性的“铁笼”,没有什么东西能从中逃逸出来。尼采对其前提的抨击,可看作是对它的公正惩罚,他声明:现代确实是一种生气勃勃的力量,是对于生存和权力的意志,是在无序、混乱、破坏、个人异化与绝望的大海里游泳。他察觉到了狂野、原始、彻底冷酷无情的那种生气勃勃的力量,启蒙运动对于文明、理性、普遍权利和道德的全部意象都是泡影。人性永恒不变的实质即是“同时成为‘破坏性的创造’(即构成个性化和形成的时间世界,一种破坏统一的过程)与‘创造性的破坏’(即破坏虚幻的个性化的世界,一种涉及对统一的反应的过程)”。而创造性的破坏的形象对于理解现代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就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义之间纲要性的差异,哈桑描绘了一张简单的两极分化的图表,类似于文丘里在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中所作出的对比:浪漫主义/达达主义、形式/反形式、目的/游戏、设计/机遇、等级制/无政府状态、完成了的作品/过程、距离/参与、创造/破坏、综合/解构、在场/不在场、集中/分散、风格/文本、语义学/修辞学、示例/语段、主从结构/并列结构、隐喻/转喻、选择/合并、阅读/误读、叙事/反叙事、大师代码/个人习语、类型/变异、妄想狂/精神分裂症、形而上学/反讽、确定性/不确定性、超越/内在性。这种对比尽管是很危险的,但对于理解两者的区别提供了一个有帮助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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